《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半年后，经过层层筛选，我的这篇《小炮手——云涛》脱颖而出，被省上收录进《民兵故事选》后，先是在县刊物上发表了，后被《西安日报》延风副刊部张月庚老师选中，发表在1973年12月26日的《西安日报》“延风”副刊上，登了近乎一个整版，篇名改为《真实的故事》。我所写的是真事，作品主人公原型名叫运道，我取了谐音叫“云涛”。《西安日报》在选送的稿件中只选发了这一篇，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

我是在参加一次会议时看到了我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当时西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西安市辖每个区县选派两名业余作者参会。与会人员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同时也见到了我，一时间我在会上影响很大。当时，长安县武装部把客省庄的民兵营作为全县的先进典型，《西安日报》也发表了我写客省庄的这篇文章，我的影响随之波及到县武装部和各公社。客省庄大队（又名沣三大队）和我们沣桥大队相邻，过去我们曾是一个大队，我们大队的干部看了很失望，说我不写自己大队，却写邻家客省庄，就以此为借口，不给我记工分。那时候，县上召集我去采写稿件，每天给发放三角钱的误工补助。按规定，我回到大队交了误工补助，大队要转小队给我按出勤记工分。如果是在别的大队，劳动日值也就是三毛钱，交不交钱记不记工分也就无所谓了。但我们大队各生产队的劳动日值是七毛或者一块，要比别的大队高得多。我去找大队交钱记工分，人家却不给我记工分。当时武装部的范政委就在客省庄驻队，沣桥大队的基本路线教育也归他管，知道这个情况后，他立即去找我们大队书记，问为啥不给我记工分。书记挨了批评，大队这才让我交钱记了工分（大队和小队结算每天一元转小队）。唉！生活就是这么不讲理，当时我写东西都会被人刁难。

我的这篇处女作，从写作视角上看，不是结合政治来写的，而是从一个小娃娃着手，写了他的追求和事迹。当时能在《西安日报》发表，那影响是很大的，更何况登了近乎一个版面。不用我自己做宣传，县武装部作为主管部门，进行了大力宣传，因为“沣三”正是他们抓的工作点，是民兵工作的先进典型。这自然而然地把我过去的好多“先进”事迹，都做了同步宣传。

1970年，马王村发生“反革命冤假错案”，一时间震惊全县，其间还整死了人，另有几人重伤。后来相关群众要求平反，却迟迟得不到回应，闹腾了两三年没结果。最后，他们来找我，因为大家知道我能写，想叫我帮着写东西反映。我了解情况后，就帮他们一一写了申诉状，他们以大字报的形式写了控诉书，并贴到了县委大院，贴得铺天盖地的。因为我伸张正义，秉笔直书，写出了被批斗者、被害者及其家庭悲惨的境况，控诉书简直就成了血泪的控诉。全县上下被惊动了，县上有关部门派人来做调查，从而在短时间内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或对其家属进行安抚。这件事过后，从县上到公社以至马王村，我的个人写作才能得到了进一步认可，我的个人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大队也因此处理、撤换了一些干部，那些人便对我有了成见。

那时候，县文化馆把我这个“人才”盯得很紧，县文化馆负责创作的卢凯老师让我给文化馆写小戏、剧本。我写的小戏《渠水长流》，他认为很好，就通知公社排演，公社又通知大队，大队安排本村的文艺宣传队排演。后来《渠水长流》到公社和县上演出，获得多方好评。

 

05 修建沣河自动闸工程

 

1974年10月，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沣河自动闸工程开建，成立了“沣西公社水利工程指挥部”。我又以民工身份被公社抽调到指挥部政工组上班，施工工地距离新旺村的新河庄（八队）大约一里路。胡莲梅家就在新河庄，我和她的事一直没有进展，似乎和“吹了”一样。

我的戏剧《渠水长流》影响日渐加大，当时外县几家剧团和一些单位也计划排演。我们马王村白家堡有位叫秦吉子（我三哥的婚事就是他说成的）的老人，他知道我和胡莲梅的情况后，就找到胡莲梅她家去了。老人家跟胡莲梅的母亲说：县剧团都想把颖夫调去转正哩，你家还不把姑娘这事定了，人家再去县剧团了，这事不就瞎咧。老人家可能听了些有关我的事情，就做了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发挥，结果胡莲梅的母亲信以为真，经老人家三说两说就同意了，后来我和胡莲梅就订婚了。

我们订婚后，胡莲梅有了一个好机遇。新旺村和新河庄两个自然村同属一个大队，但相距一里多路，新旺村小学专门给新河庄1-3年级开设了一个班，需要一名民办教师，新旺村小学校长是我二姨妈的二儿子柏焕玉。我就向学校推荐了胡莲梅，通过考察后办了手续，她去新旺村小学设在新河庄的班级教书了。

我虽然修水库，公社派去驻队都是平调，但都由生产队记工。我家有了三个劳力（我父亲、我三哥和我）后，逐渐摆脱了欠社户，而且年年都拿分红款。我家就在原来的三间厦子对面盖起了三间厦房，屋顶没有椽，用竹竿顶替，也多亏我当年垫好了庄基。

1976年夏，我和胡莲梅结婚，新房就在新厦房内。第二年的7月2日，我们的大儿子出生，起名董晓旭。

我们结婚时，家里经济很是困难，没钱打家具，也没置办结婚物件，就借了我一个姐家平板柜放进了婚房，结完婚就还回去了；没有炕席，就用纸糊在炕坯上；就连床单也是借了一条。后来，胡莲梅从新旺村小学调到马王村小学。因为同在一个公社，民办教师调动比较容易办。这要感谢柏焕玉、公社教育专干胡藴英和我队队长董瑞林。

自动闸工程1974年10月开始修建，1976年竣工。在修建自动闸工程上，我是重要的骨干成员，担任政工组文书和宣传。因为我有大峪水库的工作经历，那阵子政工组宣传工作我全面参与，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我和新任命的工地指挥薛成功关系很好，他对我很重用，我也很卖力，我介绍了家庭成分高的崔茂生、李长忍等人，他俩都调到工地指挥部予以重用。

工程建设两年多，打了五次大“战役”。第一战役：拉石备料，全社每人800公斤石头拉到工地；第二战役：开挖导流渠，要把沣河水截流到导流渠，然后在河床上挖基回填；第三战役：挖基回填，把大坝基础挖到原始土层，用石头混凝土回填，筑坝；第四战役：安装架桥，安装自动闸闸板和人行桥；第五战役是筑出水洞，蓄水。

工地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日夜奋战，当时经历几次大会战，记得当时我拟的口号“眼睛熬成胶锅锅，不叫任务争豁豁”“喝令沣水听调遣，自流浇灌万亩田”响彻工地。我的照相机也派上了用场，照了许多照片，记录了那些难忘的场景，好多照片我至今保存着：工地指挥部门前的草棚前挂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毛主席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横幅都是我写的，这是那个岁月里清晰的印记，那也是我付出辛勤汗水的历史证明。那时候的我干劲十足，和民工们一起搬石头，一起和沙浆，一起砌坝……，我简直是扑着身子拼着命地干。时任副总指挥薛成功说我既能吃苦实干，又能说能写，有政治头脑，也有经济头脑。

总而言之，建设自动闸时，我确实出了不少力，还下连队当过连长，又把在大峪水库的那种干劲拿了出来。经过近两年的奋战，自动闸工程1976年6月建成蓄水，并举行了隆重的蓄水典礼，西安市、长安县多位领导参加，高度赞扬并肯定了沣河自动闸工程。

沣河自动闸工程的后续工程消力池需要多级消力，更需要长期维护，才能保证大坝的安全。当时公社已无资金支持，这个工作要是没人做，用不了几年时间消力池就会冲毁，水闸坝面就可能会出问题。我给薛成功指挥建议说：你们是公社正式干部，工程结束后你们就走了，弟兄们跟着你们干了两年，要是再回到生产队，也就没啥出路了。当时派来修工程的民工，基本上都是“一平二调”来的，生产队是按人地各半摊的人头。这些人在工程完工后，又得回到各自的生产队继续劳动，往后没有任何“前途”，我建议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这个队伍不用解散，继续给水库和公社挣钱，在水库上成立一个“农田基建专业队”，由工地向公社打报告，再申办一个“沣西公社建筑队”，一支队伍挂两块牌子，就可以用建筑队外出包揽工程挣钱，为修水闸消力池和后续工程积蓄资金，既可以达到以工养农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弟兄们就业的目的。这样以来，不用公社再做后续投资，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我的这个建议，薛成功指挥采纳了，材料上报公社批准后，我又到县计委城建科，申请成立了“沣西公社建筑队”并刻了公章，这是全县成立最早的第一个乡镇级的建筑工程队，我们算是第一家吃螃蟹的人。回想当时我们的这个举动，有重副轻农的成分，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但这不啻于一个创举。

面对生产队，我们仍然叫“农田基建专业队”，我们各自的生产队仍然给大家记着工分，生产队原本还需给我们发伙食费，这时候就不发了。我们给公社挣来的钱用在了水库上，我们集体转正成为社办企业的正式职工——我们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饭碗。我们中间的一些管理人员分别安排在公社、砖厂、印刷厂等单位。水库指挥部要向公社申报建筑队领导班子成员，建议让我当副队长。在公社党委会上讨论时，有人认为我只是一个文人，耍笔杆子可以，但不会经营企业，副队长一事就此作罢。我策划实施的那些很好的企业项目，公社派去的业务干部做管理，这些人大都是从一些大队退下来的干部，或是其他企业的闲杂人员，普遍缺乏经营经验和头脑，所以那些企业存活时间都不长，一个个先后倒闭了。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这又能怪罪谁呢？

我还是我，继续待在建筑队。薛成功指挥对建筑队的领导说：虽然颖夫不当领导，但建筑队的事情，颖夫要拿事呢。没有他给咱出点子，你们能弄起来建筑队？

当时建筑队的手续是我在县上办的，县上当时没有建设局，没有工商局，没有哪个单位对此做专门审批，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辗转往复，最终通过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城乡建筑科审批下来手续。建筑队办起来后，我又在建筑队内办了服装厂，服装厂的手续是县革委会社队企业局批的。公社这边说，手续是县上批的，服装厂是建筑队内部的，厂长可以由我兼任，所以我成了服装厂的厂长，我并不在意这个厂长是何行政级别，只要能干事情就行。为了拓展服装业务，我跑遍了西安周边，还去找过曾在西安市委任职的三伯父，他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还帮我给西安市服装公司的经理写过条子要过订单，也介绍我去一些单位洽谈业务。

我们的建筑队常去西安城里找活干，在业务上自主经营，财务上自收自支、独立核算。修水闸时期，锻炼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水泥工、钢筋工、瓦工、木工都有，建筑队有着过硬的综合业务能力。我按薛成功指挥的安排，在石砭峪水库考察了一个月。接着队里调回了闫景科，公社任命他为建筑队队长。我们还在各大队招揽专业人才，招来了几位建筑技术员、工长。我至今记得姓名的有预算员贺永汉，技术员曹希文等，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为什么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受家庭出身所限，长期以来难以“出人头地”，有着“同病相怜”的心理吧。我们只能学技术，掌握一门技术后自谋出路。

修水闸时，河滩上的水泥楼板预制场地，我们建筑队成立后派上了大用场，我们在此办起了预制厂。沙子就地取材，现成的技术、材料和资源，建筑队的业务经营得很好，效益不错，为修水闸后续工程积累了大量资金。我们个人收入也不错，普工日工资一块七毛二，技工日工资两块四。记得在西安太华路大华纱厂挑土方时，我们每人每天日工值能达到三块钱，比生产队两三毛钱的工分日值高得多，大家都不愿意再回生产队劳动了。

这个时期，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接连被县文化馆采用，例如《“钢锭子”和“刃片子”》《分家》等，都是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手法，不是“四人帮”时期倡导的“三突出”。我从人物性格出发，写生活中的事情，写一篇成功一篇，每每发表便引起轰动。《“钢锭子”和“刃片子”》写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钢锭子”性格耿直，“刃片子”见谁都想割一刀，这篇作品被《群众艺术》刊发。《分家》写的水库抢险的事情，抢险要打桩却缺少木桩，主人公把自家盖房的木料拉来现场。因为这件事和老婆发生了争吵，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还要闹分家……如何化解两口子之间的矛盾成了这篇小说的主线。就是这样的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接二连三的被县文化馆采用了。当时，我不认识馆里的那些编辑老师，不像现在这样，作者一般都和编辑认识，谁要发表作品，可能会走走后门。那时候也不兴走后门，稿子都是邮寄投稿的。后来，我的《上任以后》《石榴花》《出墙花》等作品陆续发表并获奖，这一阶段，我的文学创作处于爆发的井喷状态，我在县上更有影响了，市上、县上也更关注我了。

1978年，长安县举行第四次革命故事调讲，给全县六个区委分任务，每个区委文化中心站组成故事队讲一台故事。我写的两篇故事稿都被采用了，一篇故事由斗门区代表队讲出，另一篇由细柳区代表队讲出，后者讲出的是一个中篇故事《石娃小传》，由六个故事员共同合作，巡回讲出反响很好，我因此获得了县革委会颁发的故事创作优秀奖，当时仅我一人获此殊荣。颁奖会上，作为全县业余作者代表，我做了“苦头、甜头、奔头”的主题发言，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会100多人对我赞不绝口。

 

06伙食费发下来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一批批的农民工会被征调到一些工程上，生产队每个月会给每人发放十二元伙食补助，作为生活上的额外补助。费用先由生产队交到工地指挥部，再由指挥部按出勤发给民工。这十二元，每月让大家期盼和欣喜，在此附上我当时写的一首诗，诗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境遇。

这十二元的伙食补助费，

每月都按时发放到手。

民工们每当拿到它时，

便感到幸福的温暖在心头奔流。

我作为兴修水利的一员民工，

以同样的心情把这样的补助享受。

然而，在今天——十二月份伙食费发下来的时候，

我屈指而算，

心里却异乎寻常地犯了愁：

是嫌钱少吗？

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