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再读“南董北曹”（雷涛）

依我看来，在陕西文学族群中，有两个“基辛格式”的人物：一个是北边的曹谷溪，一个是南边的董颖夫。我不是单纯地从文学创作的成就来观察和审视这两位作家，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和社会意义上来评判的。

当年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以他的不凡气度和智慧，洞察国际形势新变化以及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了一个特殊的外交大使的历史任务，不但秘密而频繁地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也马不停蹄地游说于联合国几个常任理事国之间。为中美正式建交和《联合国公报》的问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由此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接见；也由此成为世界所注目和称道的风云人物。从那时起，“基辛格式”这个称谓就成了一个专用词，这个词涵盖着智高多谋，游刃有余，穿梭纵横，执着持守，受人尊重等等意蕴。

我其所以将曹谷溪和董颖夫两位先生喻为陕西文学族群中的“基辛格式人物”，一是因为这两位作家有着共同的身世和文学经历。曹谷溪走向社会时仅仅是当时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员工；而董颖夫进入文坛前，也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农民。二是因为这两位一旦爱上了文学，就都成了终生的目标追求，任凭生活再多磨难和变数，其初心不改。三是因为二位除了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热衷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包括创办文学园地，为新人提供平台和阵地。四是因为二位在为纪念文学的殉道者的诸多公益事业中，处处彰显着一种宽阔的胸襟和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典型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曹谷溪先生为路遥身后的墓地选择与修葺以及后来的种种宣传弘扬活动最为人先，不达目的不罢休；而董颖夫先生为柳青墓园自费征地、修建和以柳青文化为内涵的各种事宜四处奔走相告，终于如愿以偿，也包括柳青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柳青文学奖的设立。五是直到现在，两人仍然在为收集和整理文学陕军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各种文献资料，并开展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成果问世。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文学发展史上难能可贵的不可多得的成果之一。

我和曹、董两位是同道，更是朋友的关系，我在省作协工作的13个年头中，二位无私无畏地支持我的工作，主动承担了许多默默无闻，但却十分有价值的任务，许多作为让我身怀谢忱也感动不已。更重要的是，我从二位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属于文学的情怀和精神。我坚信，有这样的文学壮士在基层挺着胸，昂着头地捍卫文学精神，努力践行文学使命，陕西文学事业不能落伍，也不会落伍。而我自己，如果不积极工作，且不说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业，起码对不起这些壮士。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往来并未退弱，友谊并未逊色。甚至，往来和友谊的频率和含金量更增加和升华了。我曾经打心里庆幸自己的命运。我的工作中总有众多的智者和贤达在关注我和挺我。我是文学战线的幸运儿，也是这个社会的幸运者。

据我所知，董颖夫先生还是个干啥都会成啥的能人。如前所述，他不但为柳青墓地选址自费修建和出资、筹资设立柳青文学奖并出谋划策，终于修成正果。那些年他还不惜余力地为家乡和社会做事。比如创办文化站，办得红红火火，又办三个纸厂，遵规守法，生意兴隆，又当长安区房地产建筑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工程一个连一个，成就显著。他当长安区政协委员二十余年，先后写提案一百一十多条，多被上级和政府采纳，在长安区政协史上留下美名。他组织编写《长安百村》《老长安》《柳青在长安》《柳青研究文集》《柳青纪念文集》《创业者风采》，主编《秦岭》等丛书、刊物，编创大型秦腔现代剧《柳青》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除却柳青墓园外，他还为历史名人井勿幕、朱子桥、张云山、张周勤先烈等修墓。他的慈心善举，深得人们赞誉。他的《沣浪集》（上、下册）和《平凡人生》《沣河之子》出版发行，呈献给读者和社会，读来使人心潮澎湃，使我们看到了董颖夫君成长的心迹和足迹，着实值得一读，值得祝贺。

人类的历史是由精英人物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同时，文学的历史也是由大家和草根族共同开创和继承发展的。董颖夫属于草根族。可是，他的志向和奋进，他的为人和做事，他的感召与影响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草根。我写这篇文字，说到底，绝非为这个草根族一味捧场，而是透过这个人，我看到一个让人深思使人感奋的“董颖夫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是这个时代涌现出的极具典型的新的人物。通过读他，让更多的同道更多地了解陕西文学的一些“隐秘”，从而增加我们文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简介：雷涛，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