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记得串联开始后，学校最早的那批红卫兵最先去了北京，我是最后一批去的，那时学校教学秩序完全失控，日常管理全乱套了，学生像没了头羊的群羊一样自由行动。

能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学生，都是家庭出身比较好的。后来，学校领导和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学校的管理就乱了，一切处于瘫痪状态。彼时彼刻，我们这些“异类”分子便有了串联的机会，同学们开始自由组织，三三两两地去串联。

我和几名同学计划去北京串联，大家一起在我家集合后出发。我们从马王火车站上车，坐到西安火车站，下火车后不出站，在站内等待开往北京的火车。到西安火车站时，站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要去北京串联的青年学生。只要开往北京的火车一停进站，人群熙熙攘攘前呼后拥，像潮水一样涌向车门。车门刚一打开，不等下车的人下来，大家就使劲往门前挤。有人挤不到车门跟前，就从开着的车窗往车厢里爬，车厢里早就挤满了人，谁也顾不上挤压踩踏了，只要能进车厢里，就使劲往前挤。我从车窗钻进车厢后，把王俊义也拉了进来。其他同学还在车窗外，再挤也挤不上来了，我们大声喊着，让他们等下一趟列车。最终挤上车的都是幸运者，挤不上来的不幸者只有等待下一趟了。火车上的人太多了，嘈嘈嚷嚷挤挤挨挨，摩肩接踵身贴身，稍不留神挪个脚，等再要放下脚时，可能就再也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别人瞬间捷足先登了。

我们坐的那趟车是在晚上到达北京站的。站里的大喇叭不停地播发着广播通知，引导着串联人员出站后的去向，实际上是对进京人员做了分流。我们去了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在呼呼作响的北风里等了大半夜，其间有人拿出了被子裹在身上或躺在了地上。深秋时节的北京，冷得让人直打哆嗦，但我们的内心是狂热的。

那一夜，我激动得几乎没有睡觉。快到天亮时，有大轿子车来接我们。大家分别编号上车后，被拉运到北京长安大街西段的万寿路上，去住招待所，记得那床铺是麦秸铺的大通铺。安顿好了住宿，我们在招待所吃了到达北京后的第一顿早饭。饭管饱吃，白米汤就咸菜，还有白面蒸馍，我一次吃了两三个。馍是用汽车拉运来的，馍受了挤压都变形了，这让我印象很是深刻。那时候，“文革”一次次发动学生赶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个学生都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请来北京的，所以北京市民也很热情，各单位全员接待串联学生。串联时期的学生，享有一定的特权，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要是没钱花了，拿出自己的介绍信，在当地就能借到钱。

在招待所住下来后，我们热切期盼着毛主席的接见。在等待接见的过程中，我们首要的事情就是去天安门广场，还去首都各个大学看大字报，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等。记得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时间。据说，北京当时像我们一样的，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有几百万人，这么多人都等着毛主席的接见。我们还听说，天安门广场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但串联的学生见不到毛主席，就一直等着，不离开北京。

终于，我们等来了毛主席的接见日，那天接见的地点有两处：一是北京西郊的飞机场，二是天安门广场。我们被安排去飞机场接受毛主席接见。那天天不亮，我们就被集合起来，排队步行前往机场，沿途都是一队队的学生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浩浩荡荡地行进着。到了机场，真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解放军维持秩序，手拉手挡在人潮的前头，中间只留出了一个过道，那样壮观的场面让我感到震撼。

我们翘首以待，内心无比激动。

毛主席终于来了，坐着的敞篷的轿车。人海立即沸腾了，似山呼海啸般。毛主席的车子快速通过。我们都近前不得，由于距离太远，根本就看不清毛主席的容颜，只是模糊地看到了他的身影，倒不如在电视上看得真切。这就是当时现场留给我的印象，不过那场面很是让人激动。没挤到前面的人急哭了，因为连毛主席的身影都没有看清，队伍后边的人甚至连毛主席坐的车子都没看到。

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是毛主席对串联学生的最后一次接见。那天，毛主席可能是从天安门接见完后，才赶去西郊机场的。所以，我们很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拨。

之后，我们去北京的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我专门去了一趟人民日报社。记得报社在王府井大街附近，因为我运动开始之初给《人民日报》投过（当时是邮寄的）一篇稿子，稿件内容是对某部电影的批判（其实多是自己片面的不成熟的认识）。当时都在一股风地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形成了否定一切的社会风气和潮流。我去报社是查询投稿的结果，报社一位老师找出了我的稿子，说没有刊用。现在想来，我当时实际也是瞎起哄，是荒唐的行为。因为爱写东西，我还特意去王府井大街商场买了一支钢笔，以作来北京的特殊纪念。

到北京串联，最重要的事情是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在天安门前照相留影，记录那个难忘的时刻。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去逛故宫、上长城，多半时间穿梭于各所大学之间看大字报。

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我认识了一位湖南文友，他也是来查询投稿的。我们做了一些交流，我觉得他的文笔很不错。回到西安老家以后，我们还通过几次信，再往后就中断联系了。

04 延安串联

串联活动后期，兴起了步行串联。仍是以学生为主力军，目的地不再是开赴北京，凡是早年的革命老区都可以去。大家徒步远足，磨炼意志，去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同学们四散而去，步行到井冈山、瑞金、遵义、韶山、延安、西柏坡等地，这些地方成为串联的热点地区。当时火车已不再免票，只要学校开具证明介绍信，谁都可以去串联，学校就空寂了，学生都去串联了。

我选择步行去革命圣地延安串联。我和我们班的李昌义、王继民、王兴民、李芳琴、闫金海等共九个人组起了“长征队”，准备奔赴延安。我们背着背包，插上队旗，有的穿上了军用鞋，还打上了绑腿。我们先在我家集中，然后出发步行至咸阳。正是这一回串联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渭河和渭河大桥。过桥后，上了咸阳北原，过泾阳、三原，后来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专拣当年红军走过的羊肠小道，翻过了一道又一道的梁和一条又一条的沟壑，以磨炼我们的意志，身心同时接受考验。

去延安的路上，吃住仍然免费，一直都有接待站，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可能是因为串联的人数太多吧，有的地方没了住处，就腾出牛棚、窑洞供串联学生住宿，臭味虽然很重，但大家都有一颗红心，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没有人埋怨。长途跋涉，一路艰辛，身体疲累，往往天黑时，我们还身处荒郊野外，赶不到有人烟的地方，一时间吃住都是问题。所以，能有牛棚和窑洞住就算不错了。好在经常有前头串联队伍留下鼓劲打气的口号：“加油”“加筷子”，等等，总能给人指引和宽慰，也让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有人是平板足，脚掌打水泡走不了长路，就找来木棍支撑着不言放弃，最终坚持走完了全程。

去延安串联，真可谓翻山越岭，步行走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沿途吃的是玉米面和小米、荞面窝窝头等。到延安后，依然吃的是窝窝头和大锅熬菜，菜上面漂一层清油花花。出门在外怪艰苦的，但大家没有一丝怨言。

我们在延安待了一个礼拜，当时住在延安党校。大家分头去参观、瞻仰革命遗址，去了延河、宝塔山、清凉山、杨家岭、中共七大遗址、枣园、延安老街道等，以及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地方。总之，凡是能去的地方，我们几乎都跑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所开展了全国性的革命斗争，抗击日寇，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这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我们切身地感受和感知到了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是千百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虽说我们一路劳顿，吃了些苦头，但比起党带领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开展的革命斗争，这算得了什么。感受到的这一切，对于加强我们的革命勇气和斗志，是很有教育作用的。使我们顿时满腔热情，对党更加热爱忠诚，对毛主席更加热爱了。

“文革”虽然影响到我们在校的学习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学生的串联活动，毕竟让我们走出了家乡，走出了校门，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极大地丰富课堂外知识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博大。

05 办《挺进报》

“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了好多个“战斗队”，我们也成立了“挺进战斗队”。在我的主导下，我们组织了几个文章写得好的同学，学着《红岩》的模式办起了《挺进报》，我成了该报的主编。我们有自己的组织纪律：只接纳本班同学，不搞派性，既不加入当时的“工联（西安工人联合会，属‘西工大派’）”，也不加入“工总（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属‘交大派’）”。由于刚开始学习办报纸，我们只在学校内部活动。好在我们学校教“66级”的有位钱育民老师，听说是从《西安晚报》下调到沣西中学教语文的，可能是“反右”时因有不妥言论才下调来的。钱老师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他没戴过“右派帽子”。钱老师很支持我们办《挺进报》，还建议我们增设一个栏目，起名“大家谈”，起“社论”的作用。钱老师指导我们的新闻写作和评论，同时转录一些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名言名句。我们班王继民同学字写得好，就让他刻钢版，他成为我们《挺进报》的主要成员。王又把任天和同学带了进来，任语文学得好，擅长写评论和批判文章。我们的成员还有王俊义、李昌义、李政民等同学，大家可谓志同道合，干劲十足。我们每周出一期油印的《挺进报》，两开的版面，内容都不错，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我们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所以一天总是忙忙碌碌。当时办报缺乏纸张，学校总务处发放的纸张数量有限，因为要考虑其他组织，要均衡大家的用纸需求。我们胆子也大，发现总务处的门如果开着，里边没有人时就去偷些纸来用。

刻钢版要有相当技术，这跟手写字不一样，只有刻版技术掌握好了，印刷字迹才会清晰，漂亮。我最早学习刻钢版是跟教导处主任马志让老师学的，后来我在县文化馆、沣西中学、水库、公社都刻印过文件、资料，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刻钢版技术。那阵子，刻钢版拿的工资有时候比当教师还高。

办《挺进报》这个阶段，我不仅学会了刻钢版的技术，也学会了另一项写作技能，掌握了新闻消息和论说文写作的基本常识，这是当时语文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是钱育民老师教会了我们。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文革”期间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红卫兵”的造反组织，母亲此前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我因而丧失了做“红卫兵”的资格。正因为如此，我也没有批斗过老师。要知道，在“文革”中，学生批斗学生，学生批斗老师，老师批斗老师的现象时有发生。

但我从此成为“黑七类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明显的低人一等，随时随地都要接受再教育。在文革前，我就被要求主动地给学校、班主任、政治老师做汇报，汇报家里有啥问题，要做到不隐瞒，并要划清界线。

政治老师康志善一直鼓励、开导我们，说虽然自己不能决定出身，但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我对康志善老师一直心存感激。这跟社会上，跟造反派当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造反派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革命儿造反，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腔调被造反派奉为真理，宣扬的是“血统论”，不可抗争。

记得我们的《挺进报》有一期的大标题是这样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挺进战士是不可抗御的！”有了《挺进报》，我们借以释放愤慨，也发表一些言论，潜意识里给自己加油打气。

我当时在学校还创办了《东风评论》，以大字报的形式“评议”时政和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家在马王镇沣西供销社西隔壁，我经常看到沣西供销社的职工分成两派相互斗争，当时已经提出消除派性进行“大联合”了，他们的派性斗争非但没有停止，还非常激烈。我就拿稿纸写了《也谈几个问题》的小字报，其中写到“费厄泼赖应该休矣”。因为学习过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我便引述了鲁迅的一些话，谈到不要搞派性斗争，而是应该联合起来。我还写到，有些造反人员挂的是“白门帘”，是既想当婊子还想立贞节碑的行为……记得我还引用了报纸上的一些流行言论。我杂七杂八地写了一通，署名“沣西中学小小百姓战斗队”，这看似一个战斗队伍，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写好的稿纸粘贴到供销社的公布栏上——这算是我在家乡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没想到几天以后，我们供销社一帮人敲锣打鼓地去沣西中学送感谢信，他们可能是“革命”的一派，他们把我的稿子以大字报的形式抄了好几份，分别贴到马王街道和斗门街道显眼的地方。沣西中学在我们那一带是座“高等学府”，能得到这所“高等学府”的声援和支持，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一时间他们群情激昂，来学校找这个“小小百姓战斗队”。他们原以为是哪位老师带领一众弟子搞出的大手笔，找来找去，最终发现这个战斗队竟然只是我这个小娃娃。他们吃惊不小，继而赞叹不已。

从此，在马王及周边地区，我这个小娃娃有了大影响，因为我“超前”地传递出了“消除派性，联合起来”的观念。

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在社会上引发关注并产生影响。说实在的，供销社当时能提笔写东西的人没有几个。在一把筷子中，我自然而然的就是旗杆了。

06 未能完成的学业

没有上完初中，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半初中，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除了那几次大规模的运动，其他运动几乎每年开展好几次。我们的初中阶段被“运动”完了。“文革”开始后，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中止了，我们也像没了头羊的羊群一样，被一鞭子驱散，全部被赶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时间一长，我们就盼望学校复课，我们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等候复课的通知。我们日盼夜盼，终究还是没有盼来一丁点有关复课的消息。延安串联后，我们就时断时续地呆在家里劳动，偶尔去学校参加活动，盼着复课，盼来的却是全部回农村。

学校中止教学，终归有复课的一天。而我们中止了学业，没料想成了永远，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