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记忆》专集全章节

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时名《稻地风波》）在《延河》月刊连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

张望老师特别爱看小说，他肯定读过《创业史》。上《梁生宝买稻种》那一课时，他讲得特别传神，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他向我们讲述说，这篇课文是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片段，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就住在我们长安皇甫村。

当时，我被老师的讲解和梁生宝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了。课后，我就从图书馆借来《创业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那时候看《创业史》，因为年龄小，知识和阅历有限，多半也是想着提高写作文的水平，所以主要看的景物描写。当然，也看书中人物之间的那些事情，看了主人公梁生宝和改霞怎样谈恋爱，很少注意其他方面，对内容的理解也非常肤浅，这是我对《创业史》最初的印象。后来，随着写作水平提高和生活阅历增加，我重读《创业史》时，和初读时的感受及目的就不同了。这时候主要看小说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刻画人物性格特点。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起柳青这个人，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作家的柳青，也关注起生活在长安的柳青，朦朦胧胧的，我觉得柳青的形象很高大，他作品里所写的长安当地的生活和人物，让我倍感亲切，我也感觉到了柳青的亲近。自此，这种亲近感始终伴随着我，我后来学习创作，写的几篇文学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写人物故事。再后来，我发起成立了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创立柳青文学奖，几十年来为传承柳青精神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可能与此有关。

记得我家的生意伙伴中有一个人，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笔头子厉害，他便送给我一本《创业史》，意思是让我把家创起来，他对我说：“你以后要创业，把这本《创业史》看一下。”这让我很是感激，他可能没有读过《创业史》，哪里知道《创业史》是写“创社会主义大业”呀！

当时的社会舆论都说《创业史》好，也有人说这是一本关于家庭创业的书。但不管咋说，我认真地读了《创业史》。以我当时的阅读鉴赏能力，难免囫囵吞枣，难解其中真味，理解上达不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柳青描写终南山和蛤蟆滩美丽的景色，让人很是陶醉，能使人一下子爱上这个地方。我摘录了一些优美语句套写进作文中。当时我们写作文，大家都是这样套写的，似乎是很“时兴”的做法。

当然，在课外阅读方面，除了读过《创业史》，我也看老师推荐的其他书籍，例如《红岩》《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等，这些书在图书馆都能借到。还记得看过长篇小说《长城烟尘》，这是老师推荐的抗日题材的作品，书中写到日本侵略者的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了，就赶快借来阅读，读着果然开心。那个时候的图书馆真好，能够借阅好多书籍，许多书的封皮都被翻烂了，用牛皮纸做了封皮，再用粗笔写上书名，继续供师生借阅。

我当时学习写作，一方面靠学习课文，另一方面是阅读课外书籍，光靠有限的课文学习，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那时候，初中课本上编的古文比较多，古文学习要靠老师传授，这对我来说是被动的学习，我的学习积极性并不高，远不如我自主学习白话文课文。当时的课本上编有杨朔的《荔枝蜜》、许地山的《落花生》、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等名家名作，我便去图书馆借来这些作家的文集阅读，读了他们更多的作品。后来，我总能回想起这些作家某篇文章的谋篇布局和情节结构，这可能是爱好使然，也可能有我钻研的成分。

我爱好写作，这归功于张望老师的读写辅导，使我阅读广泛，知识积累较多。

在班上，我的数学也学得好，要不然我当不了数学科代表。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常常记课堂笔记，课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哪些地方没听懂，我都要记下来，在课后很快弄清楚。

上初中后的这段学习生活充实而又难忘，因为在这一时期，我爱上了阅读和写作，接触到了《创业史》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对深入生活扎根长安搞写作的著名作家柳青格外崇拜和关注。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这一切，开阔了我的人生视野，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使我爱上了文学和阅读，也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是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

二、“文革”岁月

“文革”开始后，记得是在暑假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瘟疫”一样蔓延到了农村。

01“反戈一击有功”

“文革”中，广大的社员同志们，好多人壮大了“分子”队伍：“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军政警宪”，还有当过“警长”“保长”的各类分子，各式各样的分子都被造反派揪了出来。一个村子十几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就有好几个，十几个生产队揪出来上百号人，个个分子头顶戴着“高帽子”，胸前滑稽地挂着纸牌子，排成半里路长的队伍，既游街来也游村，走街串巷被批斗。

当时，我母亲也在游街批斗的队伍中，她之前就被游斗过好多次。彼时彼刻，看到了这么多的人被游斗，母亲也就不觉得害怕和丢人了。她心想：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坏人呀。尤其是这个队伍中，还有一些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有那些过去在运动中批斗过自己的人，他们如今也和她站在一起，也和她一起被批斗、游街，难道他们也成了坏人？她心里疑惑，这世间对好人坏人的区分，到底是怎样的标准呢？这些，她弄不明白，但她似乎找回了自己内心失衡已久的天平。她心理上平衡了，释然了。

那是怎样的景象呀！好几个村的游斗队伍首尾相连，浩浩荡荡，尘土飞扬。一些莽撞不懂事的年轻人跟着队伍瞎起哄，喊口号。这样的活动，我是不参加的，因了我的母亲。有人指着我们这些被游斗对象的孩子说：你们应该站出来，去批斗你们的父母，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知道，在有些地方，这些游斗对象的子女也一同被批斗，因为“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言论喧器尘上，便有子女站出来批判自己的父母，貌似他们借此得到了解脱，证明他们跟家庭划清了界限。于是，大家纷纷效仿。连母亲也动员我说：“你给妈也写张大字报，写上‘打倒山玲贤’，拿红笔在名字上打个叉贴出去，就证明你跟妈划清界限了。”我说：“我不！”母亲先是劝我，后来严厉地指使我，叫我必须这样做。她说：“我已经被批斗了，瞎好就这回事了，而你要活人，要给前面走，要保护好自己。”这是怎样的世道呀，我心痛得难以名状。

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我极不情愿地照她说的做了。写完母亲的名字，要拿红笔在上面打叉的时候，我心痛得落泪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无论如何难以下笔，握在手中的笔似有千钧之重！

母亲见状，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笔，自己给她的名字上打了叉，还不忘让我在大字报上补写上我的名字。那张大字报最终贴到了村里十字路口的土墙上。那时候，没人会看写的啥内容，只想看你是否表态了，是否写大字报了，表态了也写了，此谓“反戈一击有功”。我记得有几个地主分子家的孩子也写了，我们这就算过关了。其实，当时农村搞运动也是看形势，不同的形势就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不管哪种方式，看似保护了我们这些孩子，实则对我们心理造成了伤害，那是终其一生都难以疗愈的伤害。

虽然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内心一直很是内疚。我为什么要写打倒母亲的大字报呀，否则母亲怎能在她的名字上打上大大的红叉呢！那毕竟是我可亲可敬的母亲呀！那红叉像刀一样永远地插在我的心上，让我痛彻心扉，肝肠寸断。

母亲当时很是坦然，她不觉得自己丢人，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和她同时被批斗，尤其还有那些曾经的当权派干部，这些是“社教”运动中批斗过自己的人。我时常揣度母亲当时的所思所想：她被确定为“投机倒把”分子，甚至“坏分子”，她心有怨愤却难言啊，但她的怨愤得不到滑稽的时代的排解。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她只是尽了一个母亲的本分，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饿死，她的孩子们要活命要生存，她便利用火车站的便利条件做些小生意……她起早贪黑，吃别人没吃过的苦，她完全是自食其力，她不偷不抢不犯法，那她有啥丢人的？！

02 给三伯父的一封信

我家是中农成分，加之三伯父是老革命，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家庭背景算是较好的；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风起云涌，情势就一路急转直下了。

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我母亲被戴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批斗和管制；我因此在学校也遭人非议和歧视，承受了那个年龄不该承受的难场和压力。和我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几个同学。教政治课的康志善老师开导我们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自己选择，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康老师的宽慰和鼓励，让年幼无知的我内心有了短暂的光明。我希望自己成为“可以教育的好子女”，也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光明的社会背景。

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以后该怎么办？怎样摆脱这样的厄运？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在西安市委工作的三伯父。我想，既然我大哥董颖生能过继给他当儿子，那我为何不能呢？我像在无边的暗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的所在，那正是我日夜向往的地方呀。

我给三伯父写了一封信，大胆地提出了我也想和大哥一样，过继给他当儿子的想法。在信里，我先把三伯父赞扬了一番，说他早年搞地下党工作、参加抗日战争等，为革命出生入死，说他是革命人……后面才说到自己的想法：我不愿意当“黑七类”“黑五类”的后代，我要做革命人的后代，我也想给他做儿子，跟他一起生活。

三伯父收到信后，很快回了一趟马王——他是因为我专门回来的。回到马王时，连我家门都没进，他径直去了我家隔壁的贫农王茂林家（王的孙子王俊义是我的同学）。他不愿意看见我母亲，不愿意看见我家的这个“罪人”。他埋怨我母亲，埋怨母亲前几年“投机倒把”走错了路，说那是“胡弄”。他也埋怨我父亲没把自己的女人管好，才给娃们的人生和前途造成了这样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但他又心疼惋惜这些侄娃们，这次专程回来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他让人叫我到王家。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三伯父感到很欣慰，他说家庭没法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这和康志善老师说的一样。他叫我好好学习，说只要学习好，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他专意给我指出，不要那样（指信中赞扬他的那番话）给大人写信。当时我不谙世事，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三伯父做过地下党，参加过抗日战争，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确是我崇敬的长辈。

三伯父因我回到马王，这件事至今让我记忆最深。他后来为我订阅《中国青年》《延河》等杂志。再后来，在“文革”中，三伯父也被批斗，还被关进了“牛棚”，下放到陕南汉阴石泉接受劳动教育。记得他动身去陕南前，我们去西安送他，我看到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我当时就在想，我母亲在马王被批斗，三伯父在城里也被批斗，这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同样都被批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我当时确实搞不清楚。

也就是在那一次，三伯父对我说：你妈是个混蛋，我是个糊涂蛋，现在也说不清了，以后你们会明白。要相信共产主义是美好的，事情以后会弄清楚的，你们不要泄气，要努力，路要靠自己走。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牢牢地记了下来，后来时常会体悟和回味。但我当时却在想：你都这样了，信仰咋还这么坚定的。

向善向美是人的天性，凡是思想健全的人，概莫能外。都那个时候了，人们还寄希望于通过运动的考验，来证实自己是清白的，是革命的，没有谁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

还有一个叫董光辉的人，他是财经学院一个教授，“文革”中被遣返回了家乡马王村，是我们队上的人，在村上被继续批斗游街，有些胆怯。母亲反倒乐观地劝说他：“嫑当一回事，就当耍热闹，踩柳木腿，划旱船呢！”他听后直夸母亲心胸大，随之也就不当回事了，后来他还学会了吆车、犁地。在粉碎“四人帮”给他平反后，他回到学校继续任教。

03 北京串联

1966年5月，“文革”开始，红卫兵“红”极一时，是享有“特权”的阶层。我是被历次运动冲击的“黑七类”的子女，压根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最早的红卫兵是学校发展的，每个班只有几个人，全校总共也就几十个人。在这场运动中，我也并不积极，很少参加活动，尤其是批斗老师的活动。

从1966年暑假开始，在韦曲进行教师集训时，就开始对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等领导以及历来“运动”中有过问题的老师进行批斗。其间，我庆幸我“靠边站”的立场——不参加任何批斗老师的活动。张望老师的家庭是富农成分，他也受到了批斗。张老师对我很好，所以我不参与批斗他的活动。当年很多老师都无故被批斗了，这让我弄不明白。

在“文革”大潮中，我们只是一叶扁舟，或者只是一个过客，过往是河流一样的客观存在，那些人和事随流水一起无情远逝，让经历过的人总结和回味，那滋味有甜美和苦痛，也有惋惜和庆幸。而我的回味有些甜美和庆幸，这主要因为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不加入“工联”和“工总”两派任何一派，二是我不参与批斗老师的任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