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我把报纸蒙在了脸上。

                                   市公安局的领导看望我们来了

下午1点多，所里电话通知我们，市公安局从区局的汇报中得知我们6名同志因奋不顾身的工作而被隔离留观的情况后非常重视，决定由副局长吴金彪同志带领慰问小组专程看望我们。现在已从市公安局出发了。所里同时告诫我们，到时务必振奋精神以饱情激情迎接市局领导一行的到来。

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我不知道其它5名同志是什么想法，我真的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在我们，主要是我的工作存在失误的情况下，组织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要前来探望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领导来了我该说怎样给组织汇报，该如何为自己解脱？又该表怎样的决心？怀着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我始终处于难以名状的兴奋之中。坐也坐不住，睡也睡不着，我干脆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了，在以后的警戒中我一定要拿出我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对组织的感激之情。

我们激动的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来了，来了。”爬在窗口向外张望的王涛和康军毅异口同声的小声道。透过几株风景树的枝叶，我也看到了几辆警车开到了100多米外的医院行政楼前，接着从警车里下来的人们在区局领导和我所领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行政楼。我知道，这是组织前往院方了解情况去了。激动的我们又作卧不宁的争论着，一会儿领导来了说甚麽话呢？最后，我们商量好统一盖被子睡到床上，等领导进来了依据情况灵活掌握。

这时李晓言副所长快步的来到了病房，他叮嘱我们领导要进来了，就不握手了。有什么请求就给领导如实的提出来。刚说完，市局副局长吴金彪一行就在区局局长周秦生、政委薛勇、副局长财军等局领导及医院院长郭刘甲、书记干应川的陪同下走进了病房。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市局、区局的领导们没有戴任何防护用品，我在心里又默默的说，组织真是和我们一线上的同志同甘共苦啊，但愿我们都会好人一生平安。见到领导们进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坐起来，但被吴副局长捺下去了：“不起来了，不起来了。今天，我特代表市局党委以及董军同志看望大家来了。刚才我向院方详细了解一下大家执勤时接触留观人员的情况，还向你们周秦生局长了解了大家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大家表现的很好。我特代表市局党委、董军局长及我本人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大家辛苦了。”听完吴副局长诚挚的语言，我们都欠身说这是应该的，应该的。这时刘影照所长指了一下我说：“这就是具体拉了逃跑的留观人员田辉同志。”我如实的向领导汇报了自己两次与留观人员有过长时间的身体接触，一次被咬，共拦截了十余留观人员时的情况。当听到了被留观人员咬了一口时吴副局长十分吃惊，刨根问底的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并亲切询问了现在身体的反应情况。我一方面轻松的说自己没有啥事，一方面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会坚守到最后的那一刻。吴副局长当即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一旁的刘影照所长：“这是2000元钱，给同志们改善一下伙食，代表市局党委的一点心意。”当他看到潮湿的墙壁，简陋的摆设，和拥挤的床位时，当即就给院方指出最好重新准备病房，不惜一切代价安排好干警的休养场所。院领导听后立即表态马上就予以重新安排。吴副局长勉励我们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在休养期间，圆满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最后，他又告诉周秦生局长，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就及时与市局党委取得联系。市局将给予大力的支持。

我们行着注目礼目送着组织一行的离去，而我与同志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周秦生局长和薛勇政委等领导陪同上级领导离去后，财军副局长又在病房里给我们召开了短暂的动员会，财副局长讲到：“自从１９日凌晨市非典办将２１名留观人员送往我区省结核病防治医院强行隔离以来，我局党委高度重视，现在全局的工作重点已经全面转移到了防治非典这个大局上来了。太乙宫派出所辖的省结核病防治医院承担着占全长安区绝大部分的留观任务，而根据目前西安的形势，这所医院必然还将陆续隔离大量的留观人员，而这块阵地的工作好坏直接决定着我区乃至西安市全体防非工作的成功与否。你们执勤同志突出的事迹直接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现在大家虽然也被暂时留观了，但是我们的留观一方面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避免有可能的病毒感染对干警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还是让大家带着任务，抛开外界的影响，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来。院方刚才也答应了马上加强门卫保卫力量，严格出入人员登记工作。我希望大家少一些牢骚，多一些热情，用积极的行动协助院方赢得非典防治的全面胜利。”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又踏实了许多，仿佛吃了定心丸一样。虽然局领导没有向我们明确表态，就最初的失误有什么倾向意见，但市局吴副局长说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有些乐观。我们又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了区局领导。

不久，医院的几个护士为我们送来了全套的防护用品，穿着厚重严实的隔离服，我心里踏实多了，从此，我再也不用为防护上的问题担心了。同志们也一样的高兴，甚至有人戴着护目镜相互玩笑了起来。

                        心急如焚的留观人员和更重的工作压力

整整四天了，留观人员的情绪怎么样？他们在想着什么？他们的心态平和吗？22日下午6点多，带着这些疑问，穿着防护服的我大胆的在窗外向病房里的一名叫张兴平的男青年展开了询问我说：“我哥，你好，我是咱当地派出所的，你现在怎样？张兴平同样站着说：“这几天休温一直正常，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再等几天才能有个定论，不过有一点，一旦确诊大家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将会立即亲自把你们送到家里的。另一个男青年说：“那要我们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说我也很委屈，身为警察的我因为在这里呆了几天，现在也被怀疑上了。我同样也被隔离留观着。听到这话后，呼啦一声七八个留观人员都挤在了窗前“真的吗？那你也太不值得了。那你还不错，你还能在外面转着走。”“让我们也出去放个风吧。”“我只一小会儿，你放心，我们不会跑的。”我像捅了麻雀窝一样，留观人员惊呀激动的表达着自己的意愿和看法。而警察也被隔离了的这个新鲜话题就像昙花一样瞬间就引不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同情。他们仅仅要求出来放风，这又远离了我说这番话语的初衷。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当我意识到处于下风区的我已经在开着的玻璃窗前站了四十多分钟，而嫌说话不方便的我早已御下了口罩时，我的头当时就有些发晕。我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咦呀，我的手机咋不见了？”稍作安抚后，我赶快跑离了他们，在护士办公室里，我用释稀的过氧乙酸把脸反复的洗了好几遍，强烈的刺激使我的眼睛流泪，鼻腔发酸。我想我以后就更要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了。

我回到病房后及时的给5名同志反映了病区里的情况，大家一致表示要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同时我们又接到院方电话，又有5名留观人员正在送往院方的半路上。我们一下子就紧张了。除过康军毅和张维佳继续警界北病区，我、李益民、王涛、曹司波穿得像火星人一样跑步来到行政楼前等待120急救车的到来。一会儿功夫，一辆风驰电挚的急救车急速的停在医院，我们协助市流调中心将三男二女一个一个的带到了位于北病区正南100多米的南病区的二楼里的留观室里去了。

                                    苦闷的心事

在这期间，我们被留观的消息不径而走，同志们的手机不时的响了起来。有亲戚的，朋友的，同学的，同志的，所有打来电话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查问我们被留观的情况是否属实，不知道其他5名同志们怎样想的，我要崩溃了，工作再辛苦，再危险，我可以全力以赴，但是这样的名声我实在接受不了。我不愿让大家为我担心，我宁愿独自承受自己由于执行了此项任务而引发的任何痛苦，但我不能面对外界对我的善意的关心而引起我的极度烦恼。我的心膛膛直跳，胸口发慌。我摇摇晃晃的一路小跑到病房，扑倒在床上，顾不上脱鞋，就爬在了床上，我用被子蒙住头，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用力的皱着眉头，闭紧眼睛，不敢想像如果父母知道了，他们又会怎样的伤心和无奈。我想大喊大叫，我想摔坏病房里的电壶和水杯。我无声的陷入了无限的痛苦和苦闷的泥潭之中了，市警校九八级500名同学都没有事，唯独你田辉被留观了。我以后有什么面目以对每一个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不行，我要给刘所长打电话，我不在这里呆了，如果组织怀疑我有感染上了病毒，我宁愿一头钻进终南山里自生自灭，就让我一个人承担一切后果吧。

我用手机拔起了刘所长的电话，但当拔到最后一个号码时，我的手指头停住了，我给他怎么说呢？说些什么呢？此时我的身份首先是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其次才是一个非典留观人员。我不想要工作了吗？最初逃人的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果，现在又在临阵脱逃吗？而自己就是强行擅离职守还是会被市流调中心和公安局当成留观人员一样被找回来的，而那样又是怎样的错上加错呢？

我冷静了。

我仔细回想了自己两年以来的公安工作，我是在刘所长的赞扬和认可下开始每天的工作的。在工作中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在生活中简直是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自19日至今我没有一刻喘息的机会，那么三名所领导呢？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停的汇报、请示、与院方交涉沟通、在所里一半警力未在所里的情况下，亲自接处警，还要马不停踢的配合太乙镇政府排查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摸底工作。他们也是在承受着身心压力透支着体能。他们的身后也是父母，儿女，亲人的担心和牵挂。不同的是所领导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他们怎样和我们这些才20出头的小伙子相比呢？我又不忍心给刘所长增添烦恼了。

而我的冲动只不过是爱幕虚荣、太好面子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就是被留观了，又被各级领导看望过，却又害怕别人知道，这是多么慌唐可笑的逻辑，但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的身上了。知道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连命都不要了，还顾得了其它啥呢？我能作通留观人员的思想工作，却又作不通自己的工作，这难道不是我的悲哀？

想到这里，我苦笑着对着没有拔打出去的手机说道：“对不起，刘所长，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