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20多个房间里，透过窗子，我屏住了呼吸踮起脚尖向里张望，大部分人蒙头睡觉，有的在说闲话，还有几个人在一起快乐的打牌，我甚至听到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我知道，这里由于院方良好的护理工作和后勤供应的共同作用下，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才稍稍有些放松。

    我一个人在小路上无声的踱着步子。偌大的的医院悄然无声，点点路灯犹如哨兵一样坚着自己的岗位，整个医院空旷无人，水银般的月光随意泻在房顶，树木、花草和地面上。我仰头望天，深蓝色的夜空上到都处点缀着钻石般的繁星。在这个美丽的午夜，我没有一点睡意，反而格外的清醒，这一切是多么的惬意温馨。我坐在花坛上的一个台阶上了，我不由自主的叹息了一声，如果不受非典的影响，或者肩上没有负担了，我和同学给我介绍的女孩能够倘徘在这个美妙的夜空下，那该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事情。可是这显然是不可能了的，一丝懊悔轻轻的掠过我的心头，我为什么就被分配到太乙宫派出所呢？这里为什麽偏偏有一个省结核病防治院？这个医院为什么又被定为非典留观医院了呢？

望着星空下那轮冰清玉洁的弯月，我想如果嫦娥能够活到现在，她也不后悔偷吃灵药了。

太乙宫这个小镇的人们此刻都睡着了吧？为生计劳累了一天的他们早已安然的进入了梦乡，甚至还有小孩喃喃自语呢。他们不知道长安区公安局的民警们正同省结核防治院的医务人员肩并肩与非典作着激烈的殊死战斗。虽然没有硝烟弥漫，谈不上战火纷飞，然而一样存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感人场面，更甚至有冲锋陷阵你死我活的危险。这场战斗短则10多天，长则难以定论。村民们，你们是否感受到你们的安然入睡是一种幸福？我想起了作家巍魏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关于幸福的感慨。

我又浮想连翩起来了，省结核病防治医院就是一个战场、是一个桥头堡、是一个无名高地。我们与非典作着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如果非典是一个山头，那我们就是艰难前冲的战士，非典妄图用巨石、炸弹、枪子阻挡我们冲锋的步伐，我们则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要坚决摧毁他们险恶的图谋。你可以看到参天大树被拦腰炸断，巨大的石头呼啸的俯冲下来，然而我们的战士斗志昂扬、毫不畏惧。我们或躲或闪，或跳或冲，进程虽然艰难，但是我们有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如果非典是一座孤城里的乌合之众，那我们则是一群将它包围了的勇士，我们得到了城外老百姓的真心拥护。而人人喊打的非典则龟缩不出，它们断水缺粮伤痕累累，这样战斗的结果定如泾渭之河冬夏之分。

静谧的月夜，我不忍睡下，也不能睡下。

一阵扑喽喽的声音惊醒了沉思中的我，原来是树上的一只鸟儿飞走了，我笑了，如果鸟儿也会说话，那我就会问它，“半夜你为什么要逃离你的巢穴？你也知道这里有留观人员，你害怕了？”

 

                               激动的探视者

 

天才亮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几个人在病区周围走动，我便走过去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晃动了一下手中的塑料袋子不耐烦的答道：“来探视被留观在此的亲属的。”我说那你们就把东西放到这儿，等会我通知医护人员让他们较交。“那还需要多长时间？”我说：“政府开始通知为1周左右，现在可能需要14天。”这些人一听就火冒三丈：招呼也不打，就直接把“五一”准备结婚儿女劫持到此，你们有什么权利和借口这样作？法律社会竟然能发生这样不尊重人权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怀疑我们的人有非典，你们是有医院的确诊证明？还是他们已有明显的症状？14天，把你放进去你同意吗？你们不给个说法能担当起由此引发的责任吗？”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怒不可遏。

“请大家离我远点儿，我虽然在这里执勤，但我此时也被当成非典疑似病人留观起来了”。惊愕的人们好像看见虎狼一样猛的倒退了好几步。

我知道，在不少人的意识里，隔离是一个带有强烈排斥倾向的词汇。他们认为自由受限、生活得不到保障、工作受到了影响、计划不能按时完成、并且认为自己处于被岐视又难以辨解的尴尬境地，因此心情苦闷，情绪激动。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抚慰，摸清了他们心理后，我开始了我的说服工作。

我说：“政府的有关部门能把少数被怀疑染上非典病毒的人员从人群中筛选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工作。作出强行隔离留观的决定，更是经过了慎重的反复研究才作出来的，虽然你们情感上接受不了，但是这个决定总的来说是为了你们的亲属好，为了你们好，更为了全社会好。

你们的亲人有无感染上病毒，要依据医务人员的观察和诊断来确定，由于确定一个人是否得了非典不像测体重、量身高那样简单易行，限由目前的医疗水平，只有采取传统的方法，所以要耐心的等待医务人员作出科学的结论。的确，亲人的分离是人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万一你们的亲人有人不幸感染了非典，又造成了你们和更多的人感染了怎麽办？我们都不要给医护人员和你们的亲人增加不必要的压力，一同尽最大限度的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一个顺利的环境。

留观不是歧视和惩罚，一旦确定被留观对象身体正常，就会很快出院。在留观期间的饮食药品、生活用品等一切都免费供应，假使留观人员拒绝隔离观察，或者隔离期限未满而擅自出逃的，公安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假使留观人员强行脱逃，非但须将其本人再次找回进行隔离，还必将其接触过的家人、朋友、亲戚等一并强制留观。

而政府部门的隔离既是为了防止“非典”的连续发散传播，也是为了将健康的人群隔离在被感染“非典”的危险之外。更是为了给“非典”患者提供便利的的治疗环境，以达到消灭非典，保证人民健康幸福的目地。

我认为，你们亲属不但不应向我们提出责难与不和实际的请求，反而更应主动配合我们作好留观人员的思想工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人感染。这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表现，又是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应尽的义务。让我们一起为全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吧。

请你们理解我们的行动，支持我们的行动。”

说到这里，一个亲属对我说：“警察同志，我们知道你们的用意，能够体会你们的苦处，请你放心，我会作好我儿子的思想工作的。那你也要保重自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接触他们。”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突然有一种“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吗？

 

一篇报道

 

中午12点多，所里的同志带来了当天的《西安晚报》让我们解闷，翻开报纸，我看到了第一版上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篇关于市委书粟战书、市长孙清云及其它市上领导来到市第八医院慰问战斗在防治非典一线的工作人员的摄影报道。图片上的市上领导都没有戴任何防护用品，他们与非典一线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着，丝毫没有一点退缩的迹象。看到这里，我很受鼓舞：领导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深入到病区关心我们一线上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组织的良苦用心和殷切的期望。但是当我看到“该医院准备好了500余套隔离防护服”后，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截止我正在看这篇报道的此刻，我们太乙派出所全所上下同志已陆续全部来到病区警戒过，但我们的防护用品还是跟不上，甚至出现了几个同志换着使用帽子、口罩、白大褂的情况。我也多次提出过要求给每人备齐一套防护用品的建议，但是迟迟得不到解决。解决不了也罢，我早已把我归结到了罪人的行列里面，我想，非典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清算我的过失的时候，我只有竭尽全力的将功补过，顾不上了细节的不周。就让我们当60年代的“铁人”王进喜吧，“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