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此后，田辉成为西安市万余名民警中第一因非典接受区院量体检查的民警。目前，西安市分安机关中有7名民警正在接受医院隔离观察。（说明：除过民警刘文凯，其它6名民警便是我所同志）。

    我再翻看从《经济新报》第四版，该报以《用生命击非典的民警》的题目报道了完全相同的内容。

    我要昏阙过去了，不管是警徽闪光还是用生命搏击，关键是读者怎样想，读者也会误以为我也得了非典，我又该怎样向每一个对我打电话的人解释呢？

    我没有昏阙，我又一次的苦笑了。

    我当时就认为两份报告善意的伤害了我，每个字里行间中，媒体记者对我和刘文凯的举动进行表扬性的宣传。所报道的内容也比较详尽和真实，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一切都在我毫不知情和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被暴露社会了，我知道敏感的非典话题的传播速度是多么迅速，虽然我是为了社会公益事业，但是我被留观人员咬了，还被留观的消息一方面成了报纸的爆炸性新闻线索和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成了一些人的饭后谈资和闲暇笑料，更重要的是我一直给我的家人、亲威、朋友、同学、同事说自己没事，甚至连病区都不进去，只是远远的站在院门口而己。这下可好了，肯定一会功夫，担心的担心，受怕的受怕，关心的关心，抵触的抵触，凑热闹的凑热闹。这可怎么办啊？我手里拿着两份报纸，呆呆的坐在病床上，一旁的王涛看我成了心灰意冷的样子说：“没啥，没啥，心放大，咱都没事了，下午就解放了。”我极不耐烦的答道，“你们当然没啥，我就不一样了，我可咋办呀？”王涛说：“这也说不来，说不来也是个好事呢。”“好事啥呢”？这我也知道，但是现在不好。

    记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不能接受未经我同意就把我的名字直接宣布出去。想到这里，我便按照两张报纸上的电话号码打了进去，我首先自报了个人的基本情况以及该报中关于我的非典报道，然后声明我打电话没有丝毫责备和批评的意思，我只是想问一下报道了我的名字的记者情况。接电话的人说，这个稿件有关部门的审核把关，不但我们报纸登了，预计以这几天里其它报纸杂志也会刊登的。该同志还急切的询问我现在情况和该医院里的现状，我一一作了答复，我的心情平静了。

    我再次拿出报纸慢慢审视，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这是陕西方面的第一个公安机关的保卫值勤方面宣传民警抗击非典的报道。而此前关注报纸的我们只能看见关于赞美医护人员的报道，长篇累牍的赞美之言是如此的密集，以致于我有时都有了抵触心理。4月20日至今的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报纸将公安民警的事迹哪怕用一句话新闻刊出，每当我看到称赞白衣天使忘我抗非的内容时，我的心情都复杂。一方面也完全赞同记者的观点理解和同情医护人员的处境。但另一方面更多是忌嫉、不满和无奈。我不否认地位决定立场，但是我们公安战线上的同志们哪一个不是同样忘我的奋战在抗非战场里。没有人能想起我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推出了白衣天使，我们是幕后英雄，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起码我是这个思想。回想着我们所里和局里治安科、巡警队、刑警队的同志们，回想着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执勤的执勤，摸排的摸排，配合的配合。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对家人、同事朋友不停的的撒谎。接触过留观人员的同志们的境界也很令人辛酸，我们太乙派出所6人被留观，局里来过省结核医院的民警们不能回局大院，自己解决住宿问题。我对我们的公安战线上的同志们有一种自我怜惜和同情的感情。我们也同样奋战在抗非一线，为什么有些人就看不见，就没有人报道我们。我并不是想同医护人员争什么，只是为媒体对我们的付出视而不见而感到不满和尴尬，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篇宣传公安方面的抗非事迹。我才有些欣慰。抛开其中的当事人我和刘文凯不谈，毕竟公安部门的付出也开始被媒体注意到了。

    但不管怎样，等今天我们的留观被解除后，被公布了名字的我怎样回家呢？

下午2时35分，市非典办作出了全部解除留的决定。

整个北病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要回家喽”的呼喊声响彻云霄，有的留观人员把手中的报纸扔到了屋顶，更有人激动的拿起床头柜上的电壶，摔到地上，在办理了有关于手续后，提着各自行李的留观人员便像奔往大自然一样诵出了医院大门。

我们6个民警顿时笑颜逐开，早都收拾好了东西的我们欢喜的谈论着自己回家后的打算。

                          被解除了留观的我们欢天喜地的回到了派出所

不一会儿，刘影照所长亲自坐着警车来到医院接我们来了。所领导与院领导以及在医院大门处的区局执勤小组商讨了有关事宜后就带领我们回所了。

当警车开出医院行驶过乡间公路上时，车中的我对地里的小麦的变化感到吃惊，短短14天，地里的麦子从二三厘米高一下子长到了吐出了麦蕙。时间过的真快，半个月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但又过的是那么的短暂而漫长。

在路上，三名所领导都比较高兴，刘所长刘说，大家这几天太辛苦了，刚才所领导开了个会。虽然接到上级通知今年五一不放假，但是考虑到6名同志的实际情况，如果再不让大家回去，就有可能出事了的。所以所里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5月3日下午7点再来上班。大家回去后好好休息一下，也让家人明个心，回到所里收拾一下，所里用警车把大家送回去。

在路过辖区牛家湾、黄岱湾、四皓等几个村时，我看到村里所有的路口上不是拴着绑着红布条的绳子，就是在路中央横着电杆石头等物。一些村民则坐在路口，身旁放着喷雾器、毛巾、口罩、石灰堆等物。而墙上的诸如“抗击非典，人人有责”，“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等标语贴在树上，墙上。路口都有一个写有“非典检查站”的小黑板。这一切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李益民笑着说。“是呀，责任心都很强，外村人、外村车就甭想进村”。“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经商的，也不管是城里的、还是本地的，只要不是本村的，你就迈不过那道线。”“本村的也不行，你是外地打工回来的，你回不了家，你就只能去医院。”三个所领导你一言我一言的补充到。村民被发动起来了，力量也是很大的，我在心里说到。

                                    思前想后，我选择了留下

回到所里下了车，我一下子就闻到了很浓很刺鼻的过氧乙酸的味道。原来自从4月19日天亮后起，所里就一直按照局里的意见，为了防止疫情在本系统蔓延，每天坚持早中晚三次喷洒消毒液。打开房门，我放在桌子上的饭碗里长了一层厚厚的绿毛，原来4月19日我没有倒掉剩下的晚饭，饭都发霉了。而泡在茶杯里没有顾得上喝的板蓝根冲剂也一样发霉了。我又想起了泡在过氧乙酸里没有洗的警服了。当我从床下拉出盆子一看，坏了，警服被泡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而金属纽扣也被腐蚀的暗淡无色了。这套春秋装警服穿不成了，我惋惜的坐在了床上。

“走咧，田辉”，李晓言副所长发动着警车在院子里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