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可贵收获

天宝十三载(754)秋后，杜甫挈家至奉先县（今陕西省蒲城县），县令乃杜甫大人杨氏之宗亲，因得将妻子寄居于县廨。他自己则往返于长安、奉先道上。　　　　

　奉先县在长安东北。秦时名重泉县，汉、晋时属左冯翊，后魏时属白水郡，西魏改县曰蒲城，隋时属冯翊郡，唐初属雍州。开元四年(716)，睿宗葬于县西北30里丰山上之桥陵，改曰奉先。其地“前峙二华诸峰之秀，旁连泾渭大河之流”(《修松修学记》），“左襟洛水，右接陇原，北枕尧山，南临大泊”(《通志》）。　　　　

一到奉先，杜甫即为其山川形胜所吸引，在《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中写道：　　　　

高岳前嵂崒，洪河左滢濙。　　　　

金城蓄峻址，沙苑交回汀。　　　　

永与奥区固，川原纷眇冥。　　　　

居然赤县立，台榭争岧亭。　　　　

　高岳，指华山，矗蒲城之南;洪河，指黄河，经浦城之东。拱岳带河，见形势之壮哉;金城，指长城，婉蜒于蒲城东50里，为秦孝公元年(前361)筑;沙苑，起伏于同州冯翊县南12里。抱城环苑，见气势之雄矣。这样的山川形胜之地，自然为天地之奥区。　　　　

　然而，杜甫行此奥区，境况却是凄凉的，心情亦是悲伤的：　　　　

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　　　　

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　　　　

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　　　　

　对这位“老弃其身”的诗人，主人情意深厚，容纳他秋日旅居。但于穷愁的困境中，诗人自己的心情怎能痛快呢？他只有借酒浇愁，长醉不醒，也想到了要摆脱俗累，遁迹远飞。　　　　

　于是，在从长安到奉先这段时间里，杜甫既深感求仕希望之微小，遂决意引去，又默察周围环境之危机，予以深刻之揭示。最后在京、奉道上写出了震撼千古的现实主义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１．京奉道上 　　　　

　　天宝年间，是一个号称盛世但乱世的旋风已卷地而起的时代。在这乱世的旋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杜甫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深刻之揭示。但昏庸腐朽的统治集团并未引起丝毫的警觉。当这股旋风渐渐地“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宋玉《风赋》）时，往返于京、奉道上的杜甫，进一步探土囊之口，望泰山之阿，察松相之下，更感觉到这股旋风将要带来的巨大危害，又为引起统治集团的警觉而大声疾呼。　　　　

　　自天宝九载(750)以后，安禄山通过杨贵妃，逐渐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玄宗不但在物质上纵其骄奢，为其治第于亲仁坊，赖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而且给其加官晋爵。九载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八月即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十三载正月，安禄山入朝，又加左仆射。随着官爵递升，安禄山叛志渐萌。他于十载即豢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胡语壮士也），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宝数百万，私作绯紫袍、鱼袋以百万计。至十一载，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对安禄山之叛志，连杨国忠、太子都觉察到了，屡言于玄宗，玄宗却根本听不进去。安禄山恃无忌惮，于天宝十三载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便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　　　　

　　同州冯翊县南12里之沙苑，即为唐四十八监之一，为群牧总监安禄山所辖。杜甫十天宝十二载(754)行经沙苑，感而赋《沙苑行》：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馀里。

      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騋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　　　　

      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　　　　

      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　　　　

      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　　　　

      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　　　　

      累累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　　　　

      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　　　　

      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　　　　

　　沙苑，东西18里，南北30里。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周太祖为相国，与高欢战于此，以其处宜六畜，因置。唐时亦置沙苑监。杜诗首言沙苑之宽阔，水草之丰茂，以见马“食之豪健西域无”，唐时“汗血今称献于此”，“每岁攻驹冠边鄙”。继言此养马之繁盛，骕骦在苑飞扬之独异。　　　　

　　沙苑既属天厩，朝廷所需之良马如“汗血”者，俱献于此地。而这里出产之马，又用于“冠边鄙”，可见此地之重要。在这至关重要之地，“王有虎臣司苑门”。这个“司苑门”之“虎臣”，又是谁呢?此年，安禄山正兼知总监事，又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连杨国忠亦不放心。由叛志已萌、反状已显的安禄山及其亲信司苑，沙苑所产之良马，真能于“春秋二时归至尊”么？证以《资治通鉴》所载，安禄山“蓄战马数万匹”，“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可见“王有虎臣”句正暗指安禄山及其亲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末写此马浮深之时，有丹尾金鳞之巨鱼出现。《禄山事迹》载，玄宗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猪而龙头，左右避言，玄宗日：“渠猪龙耳，无能为也。”杜甫在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所作《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一诗中即有句云： 　　　　

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　　　　

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　　　　

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　　　　

　　借虾蟆化虬以深惕对禄山反状毫不知警之玄宗。《沙苑行》所写“虽末成龙亦有神”之巨鱼，亦似暗指禄山，所不同者是此处借沙苑良马深惕言：玄宗使叛志已萌的安禄山知总监事，其私选健马堪战者驱归范阳，得以助其叛势，这个“猪龙”真要僭拟真龙矣！　　　　

　　至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的反状更趋明显。是年二月，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玄宗命立进画，给告身。四月，又奏破奚、契丹，请以东都洛阳之兵赴蓟门以益军额，借以争宠邀功，壮大实力。朝　　　　

廷每遣使至范阳，安禄山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六月，玄宗以其子成婚，手诏安禄山观礼，亦辞疾不至。七月，即表献马3000匹，每匹执鞚夫2人，遣蕃将22人护送。河南尹达奚珣疑其有变，奏请止之，乃遣中使谕止。中使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称道：“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八月后，即屡饷士卒，秣马厉兵。至此，安禄山之反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也就在这时，杜甫又写《后出塞五首》，借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地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提醒唐玄宗赶快猛醒过来。　　　　

　　组诗从出征兵士开赴战地写起，直到帅骄将叛时避祸逃归为止，深刻地讽刺了唐玄宗黩武不戢的行为。本来在《前出塞九首》中，杜甫对唐玄宗的开边已提出质问、怀疑。至此，更进一步地揭露道：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其三)　　　　

　　全国既统一，已无出师之必要。但所谓的“英雄主”却还要孤军深人。这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间多”意同，只是又作了具体的描绘。　　　　

　　玄宗这样的黩武不戢，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在《兵车行》、《前出塞》中，杜甫着重从社会经济、国计民生方面予以揭示。至此，安禄山叛势已成，诗人又从国家安危、政权存亡方面敲响警钟。在杜甫看来，正是玄宗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才使得当时人皆趋于利：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其一）　　　　

　　既然投身战争可以建功立业，实现封侯之愿，谁个又何乐而不为呢？尤其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于是，从军者“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亲属亦将“召募赴蓟门”看作极大的幸事，老者赠以饮食，少年赠以吴钩，壮其行色。这是一种多么反常的社会现象呵！真和畅贵妃有宠，民间歌之“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异曲而同功。　　　　

　　但危害之大，还不仅止于此。出于玄宗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仕安碌山辈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之势：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　　　　

拨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其三）　　　　

　　可见边将生事邀功，其根源盖在于玄宗促成。然边将之欲，仅在邀功乎？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其四) 　　　　

　　捷书日至，而两蕃并无寇警，只是虚报邀赏。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安禄山奏所部将士勋效甚多，乞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先以此收众心。有此资本，安禄山当然位益崇，气益骄，目无朝廷，而唐玄宗却对他深信不疑。自是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将其缚送禄山处，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也已预料幽州叛乱将作，河洛乃至天下人民且将陷于水火矣！　　　　

    2．率府道遥 　　　　

　　在长安、奉先道上，杜甫加深了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并大声疾呼，提醒统治者注意。但这并不能摆脱个人遭遇上带来的感慨。至此，他已深感求仕希望之微小。这种对时代危机的清醒认识和对个人身世的不平感慨，使诗人陷入痛苦、复杂的思绪之中。　　　　

　　在奉先，杜甫尝为县尉刘单新画山水障作歌，叙屏障山水之神奇，写山水景物之幽寂，赞其笔意之超绝。诗人因见画而生托身世外之思：　　　　

若耶溪，云门寺，　　　　

　　　　　　　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　　　　

　　　　　　　　　　　　　一一《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杜甫对此“乘兴遣画沧州趣”之山水障画意能神往，亦自然有其思想基础——深感求仕希望之微小，己身犹落魄在泥涂间，不禁感慨系之，遂打算邀游于山水之间也。　　　　

　　即对求仕失望，故杜甫在离家人独处长安时，或夜听许损自诵其诗，与之谈论诗法，赠之以诗;或与苏源明、郑虔相见甚密，有《戏简郑广文兼示苏司业》：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　　　　

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三十年，坐官寒无毡。　　　　

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　　　　

　　以戏谴之笔摹写郑广文酒后之狂态活现。然广文之狂态又从何来呢?这位“才名三十年”，以“三绝”著称之郑广文，并无一事可为，且遭官长斥骂，居家亦饥寒交迫。故其表面佯狂，而胸中却正积郁着不平之气。诗题冠以“戏”之，对此落拓不羁之老友，一样落拓，一样不平之杜甫，又有甚心思“戏”？只是聊以解嘲而已。而其嬉笑之音，过于恸哭，其中正隐含着一腔悲愤哩！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从奉先回长安，接到了被任为河西县尉之命，不拜。旋改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于是，他将“戏”郑广文之笔转以戏自己，赋《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征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凤飚。　　　　

　　杜甫为什么“不作河西尉”？是因为他想到了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杜甫本来是为实现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热望跻身于统治者行列的。但县尉官职卑下，不易升迁，是浊流无能之辈为之的。这种官职对于实观自已的政治抱负，究竟有多大的用处，杜甫当然清楚，因而深感委屈了自己。再者，旅居长安以来，杜甫由于投诗干谒无望，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不独上层如此，下层亦然。唐代县尉“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所谓“收率课调”就是催收租、调、庸三项实物和有关庸的劳役安排。当高适深感县尉这一官职“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而弃官转入哥舒翰幕府时，杜甫就曾祝贺他“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送高三十五书记十无韵》）。现在轮到自己去干这种于实现抱负无望，又要凄凉折腰的苦差事，他当然不愿去干了。　　　　

　　应该说，杜甫“不作河西尉”，有永“与棰楚辞”的因素，但其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申明的“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 ——怀着一腔悲愤，一片凄凉去拜迎长官，侍候上司，听别人使唤。况且，这些长官、上司又都是那么一些飞扬跋扈、腐朽没落的东西！另外，杜甫末曾得第，又不能以荫补官，却被任命为县尉，其中肯定是受到了别人的汲引。只是他不满足于这个官职，可能还寄托着新的希望。　　　　

　　果然，杜甫不作河西尉后，又被任以新的官职。据他在《官定后戏赠》诗题后自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杜甫担任的兵曹参军，只“掌武官簿书”（《新唐节·百官志》），职务很清闲，又有清望官之性质，有美迁之机会。故杜甫认为“且逍遥”——在这个清闲的职务上有微禄可供耽酒（不须像郑广文那样时时向苏司业乞酒钱），还可以托靠着据说是圣明的朝廷纵吟征歌，无所忌讳。但杜甫这种打算亦属不得已而为之，即暂且这样混一混算了，不见得就那么心安理得。因为，杜甫被任命为县尉的河西县，正在今陕西省合阳县境内东北部滨临黄河的夏阳镇和东部的河西乡一带，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的要津，唐时属同州管辖。而当时任同州刺史的，正是那位在同僚面前朗诵杜甫诗句的左丞韦济。但杜甫却放弃了这个从人事背景上对他有利，对于解除他眼前的生活困难也有利的职务。原因就在于他实在是对这种县职感到失望，而宁愿在参军位上等待着升迁的机会。题为“戏赠”，明显属于解嘲之什，其中正隐含着感慨与不平。　　　　

　　对此区区之“京官”，杜甫又何曾“高兴”！他以前在赠崔、于二学士诗中还“欲整还乡旆”，现在一官羁绊，“故山归兴尽”。不久，对此“且逍遥”之“京官”，杜甫也感到实在不是味，作《去矣行》以见意：　　　　

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　　　　

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　　　　

　　　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　　　　

　　　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如果说，不久前他还打算在“率府且逍遥”，但一入了率府，才感到在许多王侯中间做这个小八品官，为“微禄”而听人役使，真好比堂上“衔泥附炎热”的燕子一样。“堂上燕”固然是比喻小人，把趋炎附热的小人看得一文不值，但何尝不包括对自己目前处境的愤慨。他便羡慕那“一饱即飞掣”的“鞲上鹰”，欲远离王侯而去。他表示像自己这种野性旷荡之人，不会厚颜无耻地讨好别人，怎么能够长久地逍遥于王侯之间呢？　　　　

　　在刚刚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时，杜甫就“回首向风飚”，现在对这一差事也厌烦了，便想起了在奉先衣食尚无着落的妻儿，遂前往探视。　　　　

    3．赴奉先咏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一天夜半，杜甫从长安动身，前往奉先探视妻儿。当时，寒风凛例，百草凋零，京郊的路上阴森森的。他冒着严寒向前走着，手指冻僵了，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一路上，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在齐赵漫游那阵，本来可以和李白一起邀游江海，可自己偏偏以稷契自命，来到了长安。十年来，自己不断地投诗献赋，才得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这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天朦朦亮的时候，杜甫路过骊山。骊山位于长安东60里，在今陕西西安临撞区境内。据说周朝时少数民族骊戎曾居住此地，因而得名。这里风景优美，尤其是雨过天晴，夕阳西下时，远望骊山，犹如一匹跳跃的骊马，因而，“骊山晚照”便成为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山下，有著名的温泉。传说秦始皇曾在这里遇见过神女，故又名 “神女汤泉”。汉武帝时代，在秦汤的基础上扩建为离宫。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在骊山山麓修建了一座汤泉宫。高宗咸亨二年（671）始名温泉宫。到玄宗天宝六年（747）又大加扩充，同时改名为华清宫。当时骊山上下，建筑着壮丽的宫殿亭台。其著名者有长生殿、朝元阁、斗鸡殿、集灵台、宜春亭、芙蓉园等。　　　　

　　华清宫建成后，玄宗即于每年十月率杨氏姊妹前往避寒。路上，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灿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华清宫内，除供奉两汤池外更有汤16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长、宽与诸汤不同，甃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花捧汤，喷以成池。又绣为凫雁，置于水中。玄宗不时在这中间泛（金及）镂小舟以嬉游，极尽天下豪华淫荡之能事。然而在华清宫外的乡间小路上，千百万农民却为供给统治集团的挥霍冻饿而死。华清宫，它实在是安史乱前唐代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　　　　

　　杜甫从长安到奉先，骊山是必经之路。当时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正在华清宫过冬。《咏怀五百字》记述了诗人经过华清宫时的所见、所感: 　　　　

凌晨过骊山，御塌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就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延，仁者宜战慄！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　　　　

朱门酒肉臭，路有冰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如果说，在《丽人行》里，杜甫是借游宴写出当时官僚阶层的奢侈；在这里则足借赐浴写出玄宗赐予之滥，群用挥霍之奢。远远望去，山上那气象森严的宫殿，黑糊糊地一片。羽林军的旗帜和兵器挨挤在一起，互相摩擦着。从骊宫里传出纷繁杂乱的音乐声。他知道，那是来此避寒的唐玄宗，正和近臣们恣情享乐哩！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起愤愤不平的思绪，便踏着冰冻的崖谷，一闪一滑地向前走去。　　　　

　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那便是妻子寄居的地方了。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鸣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杜甫刚一跨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啕的哭声，原来他那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了。街坊邻居都在陪着他的夫人流泪，作为父亲的杜甫，也陷人深深的悲哀之中。他痛定思痛，由此而想到像自己这样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也不服兵役的人，都遭遇了这样的惨剧。那些农民，戍边的军士，他们身受的痛苦，不知要比自已多多少倍！想到这些，杜甫心头那无边的忧思，好像要漫过终南山，弥满天下了。　　　　

　长安、奉先之行，诞生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长诗。虽是旅途的实录，但仍以述志抒感为主。全篇议论，间以叙事，由个人仕途的失败，写出统治集团的聚敛奢侈；由一己妻子的饥寒，写到人民的颠沛流离，从而反映出安史乱前唐朝危机四伏的社会面貌，表现了对于国家前途的深重忧虑。这表明杜甫已经从一个“袭马颇轻狂”的世宦子弟，转变成"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人；在创作方法上也由早期的抒写个人豪情或摹写客观景物转变成赢得“诗史”称誉的现实主义者;诗的风格也从早期的神采飞扬，转变成沉郁顿挫。这正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可贵收获。　　　　

　至此，杜甫的诗歌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也在艺术成就上，超越于唐代任何一位诗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