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舅舅

舅舅刘玉秀去世已经7年了。舅舅在长安区细柳镇石匣口村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在30多年前，他却是阴雨天破瓦檐下的椽头，背霉透了。

舅舅自小失去外祖父，是外祖母一手拽一个，把他跟我的母亲从苦难中抓养大。舅舅个儿小却力能扛鼎，素以胜任农业社打胡基坯子的重活而叫响，被乡党呼号“憋破定额”。如此泼命的终年劳作，却难以养活一家七八口，被迫无奈的舅舅斗胆干起编织竹器的私活儿。那时这被看做“资本主义尾巴”，是绝对禁止的。

舅舅放工路上，没进村先三把两把撸起袖子，一进家门直蹿屋楼，甩动外祖母提前劈好的篾条忙活起来，熬通宵地在油灯下赶编笼子、笊篱、筛子……听见上工铃敲响，捞起晾凉的稀饭呼噜呼噜几大口刨进肚子，抓个冷馍扛起锄头，腾腾腾总还走在其他社员的前边。他攒一大堆竹器后，先是肩挑，后来变成破自行车驮上，临明前偷偷出村子，到渭北原上换回粮食。

舅舅冒风险把竹器从家里带出去，又趁夜色把粮食从渭北原上驮回来，其间百多十里路程，居住在斗门镇上的我们家成了他往返的打尖站。而他每次驮着粮食回家，为防不测，母亲总要派我们哥儿几个轮流护送。记得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轮我陪护舅舅回家的那天晚上，一路无事，进了石匣口村，听见狗叫，心里不禁发毛。脚步刚落到舅家门口，呼啦一下，黑暗中跳出几个人影，全是小队干部，扒住驮着粮口袋的自行车厉声问道：“刘玉秀，干啥去了？”舅舅心里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去给老妈抓药，顺便从姐姐家捎点儿苞谷。”几个干部被舅舅不软不硬地噎回去，话软下来：“那你给谁请假了？”舅舅笑了笑：“我给贫协主任提前打过招呼。”可还有个揪住不放手，阴阳怪气地哼了声：“给贫协主任打招呼就行了？”我一听这话冒了火，替舅舅顶了一句：“贫协主任不是干部？！”“谁在旁边插言？”另外几个被我吸引过来，舅舅趁这空子把粮食推进家门。

之后舅舅“蛰伏”了一段日子“旧病复发”。由于个别社员告发，一个黎明时分，当他推上自行车驮着“垛子”似的竹器出了家门，猛不丁被一伙大小队干部堵在村口。舅舅终于给抓了“现行”。大会批，小会斗，群情激愤，口号震天，按住舅舅让低头认罪。最后被送去蹲了一半年监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舅舅起步早，编织竹器不光自己挣了钱，还带动一街两巷的乡党行动起来。乡党们起来后，他自己不再编织，只是把乡党的竹器收购上来长途贩卖出去。几年下来，他成了石匣口村第一个“万元户”，又是头一家在村里撑起四大间二层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