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周唐：牛年话唐长安门神

　　古时，长安有五种祭祀对象，主管户、灶、中雷、门、行之五种神灵。户指内室的房门；灶指饮食的灶火；中雷指室的中央；门是房屋的大门；行指行路。人们认为这五种神灵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故祀之以求福。

　　西周丰镐，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雷、秋祀门、冬祭行；西汉长安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也就是孔颖达所讲的春祭户，夏祭灶，季夏祭中雷，秋祭门，冬祭行；唐代长安采用“天子七祀”，祀司命、中、国门、国行、泰厉、户和灶；康熙之后，国家祭祀形式逐渐民间化，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为灶王爷腊月二十四上天言好事，提供交通费。可见，自先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民风民俗中的神灵。

　　门神，确切地讲唐代长安门神人物，是封建社会辉煌时期政教契合的产物。“门神”一词始见于《礼记·丧大记》。《荆楚岁时记》云：“岁旦绘二神，户贴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王充《论衡·订鬼》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根据这一记载，民间多在长六寸、宽三寸的长方形桃木板上，书写或刻划神荼、郁垒文字或画像，悬索于门户，用以辟邪驱鬼，祈望一年四季的平安无恙。

　　神荼、郁垒是儒教神话人物，作为门神一直持续到隋末唐初。大唐初创，为了打破旧门阀、士族对时代审美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确立陇西李氏在唐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他们开始寻求政权上的支持者与精神上的庇护神。而头脑灵活的长安道人并不像想象得那样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在与佛、儒竞争的过程中，他们很快修正并改进了教义，而向李唐王朝敬礼。道教承袭了长安传统风俗所奉祀的司门神灵，并将门神纳入神系祀奉。当然，崇道是为了崇李；崇李必先倡道。从唐太宗到玄宗，除武后短暂的崇佛抑道外，道教教主的地位同唐室的威望同存共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长安掀起了一股求道学仙、尊崇道士的风气。

　　然而，道教的气魄远不止于此。在长安，李唐王朝先后有太宗、高宗、玄宗、宣宗等帝王被道教搞得魂不守舍，纷纷献身升天；戎马半生、艰苦备尝的关陇将领，经历了太多的厮杀和流血，是道教的丝竹之音、阴柔之美，使他们得到了惬意和满足。总之，道教将行伍出身的唐朝君臣引入了几乎忘却身在何处的仙境。

　　与此同时，儒教又一次被血气方刚、生命力旺盛的长安社会审美主体冷落，一些原本就缺乏信仰与虔诚的儒教生徒们纷纷改换门庭，弃儒就道。当然，为序列民间的保护神，李唐王朝煞费苦心。高祖李渊时，门神人物是钟馗。武德年间，终南进士钟馗科举落第，触阶而死。上赐绿袍以葬，钟馗发誓铲除虚耗鬼。可惜钟馗除妖捉鬼的雕虫小技不仅不会博取芸芸众生的垂青，更不会关照李唐王朝的统治。所以，时隔不久便被关陇集团发配到地狱，专司阴间事务去了。

　　太宗即位后，摒去祖辈的害羞与腼腆，以征服者、占有者和胜利者的姿态，用黄土高原粗放、火辣的性格和情感冲撞着、感染着大唐长安的审美观。没有任何思想枷锁的束缚，为政教合一的门神人物的诞生提供了便利。关于太宗更易门神人物，儒家经典百般掩饰、搪塞，杜撰了许多离奇故事以说明李世民变更门神人物是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六教搜神大全》中记载，唐太宗寝室门外飞沙走石、鬼魅呼号，太宗不豫，以告群臣。秦叔宝立即表态，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夜果无警。因命画工图二人之像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执锏者是秦琼，执鞭者是尉迟敬德，遂永为门神。 

　　史籍的记载实质上是太宗变易门神人物的巧妙托词而已。李世民用叔宝、敬德代替神荼、郁垒、钟馗，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据《旧唐书》载，秦叔宝、尉迟敬德均为太宗心腹，是关陇集团的中坚力量。尉迟敬德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李世民将尉迟敬德作为门神之一，可谓用心良苦；秦叔宝、尉迟敬德出身贫寒，是靠驰骋拼杀的赫赫战功而被封榜立神的，对于长安百姓而言，不仅心理上乐于接受，而且还可以使大唐士人庶民勤奋有望；尉迟敬德乃胡人，胡人为神既在异域弘扬了大唐国威，又可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

　　由于李唐王朝统治思想改弦更张，导致了民风民俗的变更，从而加速了大唐长安人价值取向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