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研究的视角和亮点

我是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之所以加盟于民俗的研究，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园情结。连一代伟人都感叹“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流连于家乡的“稻菽”、“夕烟”，不忘在父母的墓前献上一束山花。这家园首先是精神的，或许是深远的家世渊源，辉煌的家族历史，也或许是家谱中的某一位名人，甚或是自己的姓氏；又是物质的，可能是故园的一座老屋，老屋旁的一棵树，也可能是童年时经历的一件事。鲁迅回顾故园时，想到的就是百草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短墙边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咸亨酒店曲尺型大柜台上热卖的绍兴酒、茴香豆，和水乡的社戏、鲁镇岁末的祝福等当地的民俗。因而，研究民俗史，是寄托家园情结、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认为，研究民俗史有两个视角和一个亮点。两个视角即弄清民俗“是什么”和“为什么”，一个亮点即现在“做什么”。“是什么”即民俗的具体内容，它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的家园情结，在精神层面流淌着炎黄的血脉，流动着长江、黄河，屹立着泰山、长城，传播着孔孟的仁政，老庄的无为，墨子的兼爱，韩非的法制，禅宗的静虑，激扬着大汉雄风，辉映着盛唐气象，从而形成了民族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民俗的这些精神层面，又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和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紧密相连。这两个层面，在民俗中都得到集中的体现。研究民俗的“是什么”，就是梳理、探讨和总结这两个层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俗丛书”和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丛书”，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它从各个不同角度基本上回答了民俗“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民俗的“为什么”，即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原理，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研究民俗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分析其中积极或消极的因素。新世纪的“节日长安丛书”，研究了长安节日民俗的产生和表现出的诸多特点，从传统节日这个角度，对民俗的“为什么”作了深层探讨和分析。最近推出的煌煌六卷本的《中国民俗史》，之所以被推许为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文库”，则是代表了现阶段中国民俗两个视角研究的最新、最高成果。当然，它依然偏重于梳理和描述“是什么”。这就说明，对民俗“为什么”的理论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研究民俗史，当然是回顾、总结过去，但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因而，作为民俗史研究亮点的“做什么”，也就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这就不能满足于对民俗资料的整理和具体内容的梳理，而应进行理性的总结，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对民俗都有感性的体验，却不一定有理性的认识。即如鲁迅在朝花夕拾时，留恋的是吃茴香豆和看社戏，讨厌的是中药和京剧，尤其讨厌父亲让他背书，以至于告诫青年人不看中国书。散文写作不排除情绪化的抒写，但研究就应该更理性。我想，周老先生让儿子背书和看中国书，与绍兴这座百年老宅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培养了三个渊博的学者，大概不无关系。因为同样在这座老宅中待过一段时间的闰土，父亲只会教他如何在雪地里捉麻雀，愉快倒是愉快，却只能默默无闻。当然，民俗中也有许多负面因素，如鲁迅所揭示的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所总结的厚黑学，柏杨先生所批判的酱缸文化，在民俗中都有表现。建设精神家园，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拿来主义”。像鲁迅所描述的，一个青年人得到祖先传下来的百年老宅，走进去不分良莠，先吸食剩下的鸦片，续娶偏房的姨太太。这里也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如在关中和长安民俗中，体现出的礼尚往来，浓浓亲情，以及礼让、厚道、和谐的环境氛围，就应该继承和发扬，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其中也表现出小农思想、城墙情结和废都意识。单拿民谚来说，关中过去流行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房是招牌地是垒，银钱就是催命鬼”，“门上挂的席片子，屋里吃的油旋子”等，所表现的小富即安意识，封闭、保守观念，显然与开拓奋进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就应该扬弃。对民俗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是什么”，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进行深刻的分析、正确的理解和全面的总结，从而才能弄清现在“做什么”，为建设精神家园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其他文化现象相比较，民俗具有最大的全民性和平民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此，古人虽然关注过，但只在杂史中做了零星记载。今人虽然已经开创了民俗学，但民俗的这两个视角，还需要开拓，一个亮点，更需要突出。这就是当代民俗研究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