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留观区--一个人民警察的“非典”执勤手记

                              定稿：9月13日完成于翠华山正岔水库管理站

                                 我以我血荐轩辕

                                                  ------后记

    歌曰：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英雄猛跳出战壕，

        舍生忘死保和平。

        敌人腐烂变泥土，

        英雄鲜血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每当我们长安区公安局太乙宫派出所的同志们途经省结核病防治医院的大门时，都会对这个地方不由自主的感慨一番。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完全能够体会同志们的这种沧桑悲壮的感情。

    在今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太乙宫派出所和区公安局的部分同志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26天。我们与该院的白衣天使们肩并肩同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病毒进行着百折不挠的坚决斗争。脚踏鬼关的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在陕西省的抗非史上添加了色彩浓重的一笔。

    我忘不了那些令人扼腕叹息、仰天长啸的感人场面。在这场战火纷飞的战斗归于平静后，我一人漫步在偌大的省结核病防治院里，我依稀看见一组浮雕陈列在眼前的空地上。我久久伫立，不忍离去。 

    医院的墙上至今还清晰可见“誓夺抗非的全面胜利”的巨幅标语。

    我又坐在草坪中的石椅上，我想如果我不能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我就对不起所有在此参与过抗非斗争的同志们，甚至对不住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我自己。因此，我脱离了我自己，我成了同志们的化身。他们如此从容的给我讲述着自己不为人知的非凡经历，期待着我的作品圆满成功。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我如芒在背。

    我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

    4月19日凌晨，我们太乙宫所出所派我、王涛、康军毅出警的当天，就发生了留观人员逃逸的事件。和他们一样，我深惧警服不保。随即进行增援的我所干警李益民，曹司波，张维佳也于4月21日和我们三人一起被留观此院。就在这种情况下，区政府杨立区长和市公安局吴金彪副局长一行分别在4月21日和4月22日对我们进行了慰问。而我局领导周秦生生、薛勇和财军、韩均和张德育等领导更是多次亲临一线对我们进行了关心和鼓励。没有哪一级领导指责本以十分痛苦的我们，这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丝新生的希望。我随即又萌生了以流水帐的形式写下我每天的经历和感受的冲动，这个作品名为记实文学，实为我和同志们的辩解书和开脱书。被留观的我们怀着对非典的巨大恐惧和饱受外界谣传的困饶开始了近一个多月恶梦般的警戒生活。国难之际，人们总是希望冲锋在一线的勇士在镜头前讲出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但是我们在抗非过程中的状态实在不敢让我过分恭维。民警们的身体反应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有的同志仰躺在床，睁大着弥留之际的双眼。有的同志在奔向120急救车的途中昏到于地，被我们施以紧急救护。更有同志在吃饭的时因困顿而使热汤撒满了双腿。一名干警的低血压到了40。一名干警的头发也因压抑苦闷而大量脱落。5月14日全面从医院撤除后，所有民警的体重都减轻了，体质也不同程度的下降了，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吊针。有一个可笑的事情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原本不吸烟的我们悉数染上了烟瘾。

    不可否认，在我们执勤的过程中，共发生了两次共计15名留观人员逃逸的事件，这对我们来说是继非典而面临的第二大最令人压抑的敌人，身心交瘁也正是由于这两大因素的共同困饶造成的。在执勤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担心非典结束后组织将怎样处理我们。苦闷的心情如影随形般挥之不去。

    我们是一群带过立功的罪人吗？

    我则以超人的毅力继续为我们书写着这份开脱书。

    我于4月21日晚上、上级决定对我们6名干警留观开始着手进行我那异常艰难的写作。我的身体也渐渐吃不消了，我时而爬在床上，时而打个顿后又端在桌前，时而把左脸枕在左臂上，然而唯一不变的是我右手的钢笔在不停的摇动着。我不知道4月21日到5月14日我的初稿是怎样写出来的，在几乎不敢眨眼的执勤过程中，我一天只能吃下少量的饭菜，最多休息三四个小时，我只能用大量的可乐、香烟和草珊瑚含片刺激昏昏欲睡的大脑，借此激发出仅有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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