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傅嘉仪： 红柳风骨 印证人生

长安傅嘉仪先生，字谦石，别号印道人、大兆居士、终南山人等。傅先生祖籍山东蓬莱，生于西安，长于西安，青年从军。从军期间，想必是新疆戈壁滩上生长的红柳给其印象深刻，以致后来把自己的书房名为“红柳室”。　　

文人雅士命名其居室，多为心迹自述，旨在表明此为其神游之地，抑或表明其精神追求。红柳，又名柽柳，是戈壁高原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植物。红柳耐旱、耐热，对沙漠戈壁的干旱和高温有着很强的适应力。红柳开花的季节，一簇簇浓密的绿中，盎然的开着同样浓密的紫花，给戈壁荒漠带来别样的色彩与情怀。当我们在此叹息自然的辽阔乃至无情，感喟生命的脆弱之时，这里竟然挺立着如此美丽而又顽强的生命，居然外表看起来如此柔弱！在我的画室，有傅先生照片一帧，长发蓬飞，面容清癯消瘦，是为久病缠身之故，然其眼神气质却自有一股风流仪态，执着专注，从容雅度，与红柳自有神似之处。

   退伍之后，傅嘉仪先生回到西安，先从事宣传工作，后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在古文字研究、秦汉美术考古、金石书法等方面，其独到的研究视角和见解为世人所重。先后出版了《金石文字类编》、《秦汉瓦当》、《篆字印汇》等多部大型工具书；主编大型典籍类图书《中国历代印风》“印陶”、“封泥”卷；发表了《战国秦封宗邑瓦书及其书法》、《秦陶文概述》、《秦汉十二字瓦当书法散论》、《西汉人物车马画像镜》、《印道人说瓦》、《红柳室印话》、《印的起源》等高质量学术论文。逝世前后，《中国瓦当艺术》、《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秦封泥》、《秦封泥汇考》、《秦封泥精选》等著作也相继付样。傅先生的这些学术成果，取材于历史遗存，而其指向都在艺术。傅先生取得这些成就，与其优越的研究条件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他那种专注执着的精神旨求。不然，以傅先生短暂的一生何以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傅嘉仪先生亦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抱病之躯却充满才情与激情，以艺术美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上大量的文物遗存，从而使远古的文物与当代的艺术创作有机的接轨，融化于自己的作品中。　　

傅先生的书画篆刻事业，因了从事文物工作的便利，不仅使其徜徉砖瓦、印玺、镜铭、帛简之间，对其文字心慕手追，更得刘自椟、陈少默、李滋煊诸先生指导，书法篆刻日益精进。经过多年的钻研，他在书印的艺术天地里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才情。其书作多有古意，并锐意求新；篆刻则直追秦汉，又能化之，有创造力而不逾规矩，自成一家风范。

傅先生熔书法篆刻艺术与古代文物研究为一炉，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而且成为书法篆刻大家，可谓相得益彰。就傅先生终生成就而言，以篆刻为最，总体气象苍茫古朴、气势磅礴。特别是其篆刻的刀法，娴熟自如，有使刀如笔的快感，章法开合有度，篆意使巧如拙，直逼汉魏精神，趣味盎然。他的篆刻艺术深得前辈的嘉许和赞叹，已故西泠印社社长赵朴初先生云：“神情意态力追秦汉，方圆规矩蹊绝邓丁。”先生早年心仪赵之谦、齐白石两家，故而自命其字为“谦石”。以此为契机，上追周秦古玺、秦汉官私印及封泥、权量、砖瓦陶文，于明清流派印亦曾用功，不拘门派，广泛吸纳，为我所用。曾云：“我主张锐意求新，但是风筝的线，总丢不下手。”其言下之意，要在深切领悟经典的过程中汲收养料，博采约取，厚积薄发，最后化而用之。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周秦汉唐文化一直是其文化的重要支柱。故而，周秦汉唐文化就自然而然的成为陕西艺术创作的大背景，呈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傅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周秦汉唐文化融于其艺术生命之中，成为其精神的内核所在。黄土高原苍茫恢弘、高旷凝重无疑成为其精神风貌的主导。在印史上，“印宗秦汉”这个基本理念自明代以来就有，当然，以傅先生的敏悟，对秦汉印的优秀性及生命力深有洞察，继承、吸纳、探索、升华，在“宗法秦汉”的基础上 “印外求印”，把古人作品中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一点新意，融入个人的学养及审美特质中，最后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 从而在当代印坛奠定了他应有的位置，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汉印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典型范式，汉印的艺术形式及文化精神为后世文人篆刻艺术奠定了最基本的样式。傅先生宗法汉印一路作品，最为世人称道。他刻印喜欢用大号刻刀，一石一刀在手，成竹在胸，仿佛便拥有了整个世界。先生刻白文印，以浓墨施与印面，待干后，用刀尖在印面上勾出字形，然后运刀，钝刀硬入，意在刀先，在法度定势的约束之下，率意为之。自右向左用刀，入刀时有直入、有搭锋，重入轻收，间以微妙的回刀动作，果断有力，轻松自然，一如信手写篆，嘎嘎有声，顿时印面上便呈现出沉着灵动的生辣线条，具慷慨淋漓之感。细节中常常有随缘生机之妙，线条任意恣肆的变化，轻重缓急，由腕上的微动力量准确把控，即使有复刀的地方，也是在原先的刀路上补充，不伤其原先的“刀触”，从而，线条具有“笔墨感”。　　

先生刻印速度之快令人击节，有如快速照相，“立等可取”。看傅先生刻印是一种高级享受，是感情的瞬间喷发，使冷冰冰的石头瞬间成为有情有义之物。章法上继承汉法的基础之上亦有其独到之处，注重字与字之间的有机搭配，特别是对疏密对比、虚实对比、奇正对比、方圆对比、轻重对比等综合运用。与此同时，非常注重点与线、线与面、开与合、直与曲、俯与仰等印面构成因素。难得的是，他好似信手拈来，自由发挥，实则早已打好腹稿。能达到此种地步，匠心独具自是必然，但控制与非控制的相互交错，有着主观想象无法达到的丰富，这与先生谙熟篆法密不可分，更源于那份滋养深厚精神意态滥觞。　　

傅先生白文印横刀向石，顷刻即就，是感性与理性相撞、偶然与必然巧合的产物，那么朱文印则是在此认知与实践基础上的再现，畅达爽健、浑穆古雅是其追求的趣旨。与白文印如出一辙，成印在胸，率意落刀，参以封泥意趣，时而向线落刀，时而背线落刀，整体感把握十分到位，轻重虚实，尽得其宜。章法上，在流动中有古趣，调动一切因素使其图式感顺应自然规律，同时符合审美需要；字法上，不局限于汉篆，凡砖瓦文字、诏版权量、碑碣造像、石阙摩岩等视其需要顺手撷来；刀法上，把朱文印当白文印刊刻，知白守朱，视刀如笔，趣为依然鲜活。在漫不经心中流出的红白空间，错落有致，气韵流畅，这正是先生艺术觉悟的生动呈现。汉代杨雄曾言篆刻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方寸天地，气象万千。对于刻印而言，立境、酌字、谋篇、审石、造线、用刀等各个方面都是印家思想智慧和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　　

在这里，傅先生所刊两枚巨印值得一提。数年前，长安梁一峰先生赠我傅先生印花一纸，面对恩师遗迹，激动无比。两枚吉语印，“千秋万岁”与“与天无极”，一朱一白，篆法取汉瓦当文。印面十公分见方，尺寸之大令人震撼。恩师平生刻印万计，如此巨制，为仅见者。据梁一峰先生言，为傅师九十年代末为其父所刊。　　

刻巨印不同于常规尺寸，唯有实践过才深知其难。李刚田先生在《我刻巨印》一文中言，刻巨印有三难，一是磨石头难，二是刻制难，三是对点画刀笔的质感把握、钤印与展示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傅先生久在病中。磨石头与钤印，身边人可以代劳，可刻制过程别人却万万代替不了，真是太为难他了。十公分见方巨印，鼓努为力，长线条一刀直下，确实对他是个严峻的考验。今察印面，真力弥漫，极富金石气，线质爽健苍劲，毫无臃肿滞闷之弊。这恣肆俊朗、狷介超诣的红线线、白道道即是赏心品读的有力证据。 “千秋万岁”、“与天无极”如烙在碑碣砖瓦上一般醒目，左右摇移，气化流行，尽显韵致。傅先生嗜古成癖，曾自言“朝入秦宫，暮出汉殿”。凡书画碑版、砖瓦陶器、镜铭等等均有涉猎。于篆刻一道，多取法碑碣砖瓦文字，此两枚巨印即为明证。于恣肆张扬中有静穆之趣、大匠斫轮般老辣可喜！

壬辰岁冬，我赴韩于北京转机之际，持此两印朱蜕至李刚田先生玉泉精舍，先生欣然题诗一首：“谦石仙游十二年，忽惊巨印现人间，昆刀劲健朱砂灿，红柳精神照印坛。”可谓的评。　　

傅先生短暂的一生，在篆刻艺术上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窃以为，先生成功的因素的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便是他迥乎寻常的艺术感悟力，勤于动手、动脑以及书法、绘画、文博等方面的滋养亦是非常重要的。斯人已去，面对先生一枚枚鲜活的朱蜕，如见先生运斤如风之态，令人钦叹！治印者常常被人称作“印人”，按赵熊先生的说法，这两个字似乎隐喻着“印证人生”的涵义。对于傅先生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暂短而精彩的一生，好像为篆刻而生，亦是对其人生的一种印证。傅先生多学转益，锐意精进的精神旨求，宛若那戈壁滩上的红柳，成为我辈后学风追之楷模。 （本文作者张永红系宝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任教于宝鸡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