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铸国魂 淡泊写人生—辛亥百年话祖父

青年时期的张赞元。

1933年，陕西省政府委员合影（左四张赞元、右五邵力子主席、右三杨虎城主任）。

祖父张赞元被尘封、淡忘了近百年的人生，最近随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而不断跃然纸上，进入人们的视野。遥想祖父当年，让人感怀不已。

我在幼年时，一直不知道自己祖父是谁，由于历史的原因，甚至父亲都不知道祖父的名字。随着我长大成人，从一些蛛丝马迹的历史资料里才慢慢挖掘出祖父的点点线索，经过我多年的探究及学者的考证，祖父的形象和人生历程逐渐丰富了起来。

祖父名赞元，字翊初，1883年诞生在古城西安，虽客居长安，却以陕为籍。其父张煦，清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曾在陕西做了4年多的按察使，后任山西布政使，被清廷授予头品顶戴，历官陕西巡抚、湖南巡抚、山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张煦的幼子，祖父幼承家学，可惜13岁丧父，在寡母章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20岁即东渡求学。在东京日本法政学校（后改为法政大学），他一边研究法政之道，一边广交天下有识之士。结交了同在一所学校求学的宋教仁，并与赴日留学的井勿幕、景梅九、张季鸾以及赴日考察的于右任、郭希仁等相识、相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深受孙中山、黄兴影响的祖父，当年来往于留学东京的陕、甘、川、晋、豫等省学生之中。1906年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祖父即刻就加入了同盟会，又利用甘肃籍的身份，和井勿幕广泛联络甘肃学生，于1906年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负责日常具体工作。从此，祖父从名宦显贵之后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这种政治抉择在今天看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祖父是陕西辛亥革命在舆论战线上的积极鼓吹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重阳节前，同盟会陕西分会在大雁塔召开会议，决定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墓，会议公推祖父和郭希仁撰写祭文。会后，他们结合陕西的革命形势，很快就撰写了为后世称道的《祭黄帝陵文》，祖父的政治理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升华，这也是后人研究陕西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献。1907年10月15日农历重阳节，井勿幕、李仲特、焦子静、高又明、吴虚白和祖父等以及四川、甘肃、山西、广东等省在陕的同盟会员，有的扮作商人，有的扮作猎户，有的假借仿拓古碑之名，有的则持官方证明，齐聚桥山黄帝陵。大家按年龄由大到小在祭文上一一具名，本着“祭如在”的精神，跪伏祖先陵墓之前，上香，献酒，恭读祭文。祭文以黄帝及汉族为旗帜，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的政治主张和实现“以纾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业”的目的；并发誓“绝不自私利禄，绝不陷害同仁”。情真意切、文采斐然的祭文使得在场的人落泪，有的甚至放声大哭。此次密祭黄帝陵活动，是陕西各种革命力量的一次大聚首、大检阅和再发动，使人心得到进一步凝聚，士气受到很大鼓舞。

1908年，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井勿幕、张季鸾和祖父等十余人被指定为主要撰稿人。祖父结合当时的形势和情形以“孑羽”为笔名发表冒险小说《萍雪缘》，以“衍初”为笔名发表理想小说《实窟》，用小说的手法抨击清政府的黑暗和无能，痛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倡导民主、共和、革命的思想。

1909年秋冬，祖父与郭希仁、李仲特、景梅九、焦子静等人在西安丽泽馆召开秘密会议，共谋推翻满清王朝大举。1910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泾阳柏氏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西安由郭希仁、张赞元、李桐轩、钱鼎等领导，主要任务是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力争尽快掌握新军，为西安起义取得成功创造条件。郭希仁、李桐轩等和祖父一起积极开展工作，依靠钱鼎等在新军中的影响，发展会员，掌握新军。1911年初，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或北响南应”的思路，祖父潜入北京，在清廷的心脏，利用春节前后各报停刊的间隙和同盟会党人景梅九创办《岁华旬记》，创办经费全部由他承担。随后又将其改为《国风日报》，政治影响颇大。难怪景梅九后来说：“若当日无翊初，即无旬记，无旬记，即无国风，无国风，我们革命必不能那样进行顺行，所以我对于维持国风的诸友永怀不忘，而对于助成旬记的翊初更有韩信遇漂母的感想。”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22日，同盟会陕西革命党人领导新军与哥老会在西安举行起义，拉开了北方各省起义的序幕。祖父“躬与辛亥光复之役”，参加并负责了起义的有关工作。

民国成立后，祖父看不惯耆老新贵争权夺利，退居读书，与郭希仁往来尤密。袁世凯洪宪改元前后，祖父与井勿幕组织讨袁军，反对袁氏复辟帝制。1918年8月，于右任从上海回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祖父由西安赶赴三原，参加陕西靖国军的工作，后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署秘书长，他与总司令部参谋长彭仲翔、参谋兼工程营营长高季维最为默契，每事相济，共同尽职。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祖父应井勿幕之兄、榆林镇守使井岳秀邀请，聘为参议，负责内政、外联，在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中做了许多工作。1933年6月7日至1937年2月26日，祖父担任陕西省政府委员，之后任省府参议，协助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孙蔚如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祖父坚持民族大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遗憾的是，他于1939年9月15日抱病离开了人世，没有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张煦是一位“补天”的廉吏，那么他的幼子张赞元便是一名“拆天”的斗士。祖父一生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名宦显贵之后转变为一名封建专制统治的掘墓者。他的一生，始终追求着他在《祭黄帝陵文》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践行着“绝不自私利禄，绝不陷害同仁”的誓言。景梅九说“翊初又是同志中最富情感的人，且善评诗，同志多乐于其清谈”，“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视他为智囊，“一代贤达”郭希仁视他为密友，“报界宗师”张季鸾视他为“至友”，井岳秀、邵力子视他为“贤内助”。

祖父秉承了其父亲张煦的耿直品性，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在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纂的《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中的张赞元传略写道：“赞元性耿介，不合流俗。”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祖父仍不忘叮嘱夫人为其穿上一身粗布衣。祖父将自己的家财大多用于革命，资助同志，而自己却不时穷困潦倒，靠借钱度日。他的家常常是同志们活动的据点，也是养护和掩护革命者的最好场所。

祖父幼承家学，博学多才，工于文章，擅长汉隶。因组织密祭黄陵，撰写《祭黄帝陵文》而载入史册，还开创性地尝试用小说反清，后来又受邀撰写《彭君季强墓志铭》，作为名篇收录于《西北革命史征稿》。他应邀参加由寇遐创办的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受邀为由沈尹默撰文、于右任书丹的《彭君仲翔墓志铭》题签。多年之后，土匪抢劫张家时，掠走的除了一台留声机、一尊千手观音像外，全是一卷又一卷、一箱又一箱的名人书画和他的作品，并没有其他什么财富。

丹心铸国魂，淡泊写人生。祖父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