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传统的研究视角和多数学者大多只注重于唐玄宗的不理朝政，沉醉歌舞美色，以及杨国忠、李林甫等奸臣当道；或者叛军强大，组织有方等因素。然而，许多学者却忽略常常一个史实：安禄山之所以能速成气候，与他的用人之道有很大关系，史思明就是他的得力干将。虽然安禄山后来被其子安庆绪所弑，而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但史思明依然继承安禄山“不拘一格降人才”作风，继续网罗各式人才。在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少数民族的背景下，他们不拘泥于民族界线，惟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战略

    安史叛军中虽然有将近二十种少数民族成分，但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汉族人。然而，安史叛军这样民族结构纷繁复杂的军队，竟能横行盛唐之时长达八年之久，并几度攻陷洛阳和长安两京，原由固然很多，但从用人角度，如下三方面因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放宽用人视野。作为蓄谋叛乱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其根本目的是要推翻李唐王朝，建立一个统治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新政权。基于这一目的，他们当然要充分考虑当时唐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民族结构。虽然在唐朝的北方、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活跃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且有的已对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从总的布局来看，汉人生活的地区占绝大部分。这种布局势必会使安禄山、史思明充分考虑汉族人的能量和势力，不至于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身上。

    广泛储备人才。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前后都曾广泛搜罗汉族中有能力的人物为其所用。安禄山、史思明虽是胡人，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唐王朝统治地区内汉族是主要民族，汉族人是其依靠的主要力量。为此，他们广泛搜罗唐朝宗室、汉族名流、儒学贤才以及唐朝名将的后代为己所用。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安禄山曾“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被挟持的百官中就有一些儒学贤才，如郑州荥阳人郑虔著书八十余篇，时号“郑广文”，是当地有名的博学多识之才，就在这时被安禄山授为水部郎中。

    积极开发人才。安禄山叛乱后，叛军先后攻陷两京，唐王朝的一些文武官员，或由于对唐玄宗和杨国忠表示不满，或由于官场失意，或看不清局势发展的自身发展前景等原因，纷纷主动投降了叛军。而到了叛军阵营，许多原先不被重视的人才竟能如鱼得水，扶摇直上，找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广阔空间。这正如《旧唐书》作者所说的那样：“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这些“儒生士子”在安史叛军中十分活跃，对于叛军的发展壮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策略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聘儒生讲制度”。《新唐书·邵说传》载：“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河南洛阳人裴宽“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其子裴谓在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后逃匿于山谷。史思明“素慕(裴)谓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谓。思晚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相州安阳人邵说进士及第，颇受史思明的器重，被史思明封为判官。邵说也为史思明父子尽心尽力，成了史氏政权的有功之臣，唐金吾将军裴儆说他“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判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综合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的用人事迹，我们总结了以下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四个主要用才方式。

    重视当时名流贤才，以才能和学识取人。据史册记载：唐太宗四世孙李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天水略阳人权德皋是后秦尚书权德翼之孙，“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诗人王维九岁“知属辞”，开元初进士及第，“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中山无极人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安禄山对其颇为赏识，推荐为范阳郡节度掌书记。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派蔡希德“领行戮者李等二人，封刀来召”甄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异至东都安国观”，强迫甄济为其效劳。

    引进名门之后、扩大招贤纳士的声望。唐朝名将张仁愿、薛仁贵的后代张通儒、薛嵩也被安禄山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张通儒曾任大燕政权的左相、西京留守；薛嵩不仅参加了安史之乱，而且还为史朝义防守相州。张仁愿和薛仁贵都是唐朝有名的军事将领，张仁愿为了断绝“南寇之路”，主动承担起筑“三受降城”的重任，“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负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薛仁贵在与高丽、契丹、九姓突厥战争中大显身手，战功卓著，军中传有“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赞歌。经薛仁贵的出击，“九姓(突厥)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他们当时无不为当时皇帝所器重：张仁愿历仕周之武则天，以及中宗李显、唐殇帝、唐睿宗李旦四朝，曾任御史大夫，拜左位大将军，又封“韩国公”，加光禄大夫，追谥“太子少傅”，可谓权倾一时，地位极其显赫；薛仁贵屡受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封赏，曾“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死后又“赠左骁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其子薛讷官拜左御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死后追封“太常卿，谥昭定”。可是，他们的后代能放弃先祖的爵位和自身名节，被吸收进入叛军队伍更能说明安禄山对汉族人才的重视。

    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奖惩措施并严格考评执行。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或其他因素。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到他被杀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很难找到他改变这一标准的具体史料，所能看到的则是大量有才能、有名望、治军严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或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如“颇笃学，赡文词”、有智谋的高尚就曾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任平卢掌书记；或受到安禄山的器重而得到提拔，如田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遂将其提拔为将帅，委以重任。所以，史册所载：“(天宝)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这些被蕃将代替的三十二位汉将应当是才能低下、功劳不大或者与安禄山意见相左者。

    鼓励“拿来主义”，吸收先进人才的技术为己所用。所谓“拿来主义”，意即善于吸收汉族军队和汉族人士的先进作法，以彼之锐矛攻彼之坚盾。安禄山自阴谋叛乱直到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搜罗博学多才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汉人为其所用。这些汉人对那些愿为安禄山卖命的少数民族官兵来说，是汉化的熔炉和鼓风机，许多汉人还直接出谋划策，把自身本领传授给叛军。所以，少数民族官兵在安史叛军中逐渐被汉化。在与唐中央抗争中，他们既具有彪悍、勇猛善战等特点，又学到了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汉族人的作战方式，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例如，安禄山手下悍将阿史那承庆本为突厥人，但在与唐军作战时，主要采用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旧唐书·薛愿传》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通“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这种作战方式，在此之前，突厥尚无先例，可见这是从汉族将士那里学来的东西。

     “安史之乱”的用人启示

    当然，笔者花大篇幅、下重笔墨论述安禄山等对汉族士人的重视和重用，并不是否定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作用，或者贬低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功绩。笔者认为，安禄山、史思明能够迅速攻陷东都洛阳，入兵西京长安，少数民族将士的彪悍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靠少数民族将士，安史叛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叛乱初期便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不会在盛唐之际坚持八年之久。

    诚然，安禄山和史思明在网络人才之时，恩威并施、威逼利诱、甚至不择手段(如：对王维下药导致阳痿一案)，这必为今天讲究规则和发展的社会所唾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玄宗不重视关键人才，不持续关心和提拔人才，也没有开发人才的长远打算。突出的表现是：以个人好恶和关系远近随意任用官员，不注意能人贤士的地位与能力是否匹配，更不关注优秀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最后终究导致放弃京城、避难四川，差点丢失帝位、断送大好江山。

    事隔千年，怎样拓展人才开发力度，制定合理的人才晋升标准和任用制度，严格把握绩效考评和激励惩罚措施以及加强“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后人不再步入前人之歧途，把握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和先进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