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中国需要“刁民”

    “刁民”这个词来源于封建统治下的官民对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分子的蔑称。“刁”是狡猾的意思，那么刁民当然就是民众中的聪明人了，这些人为数不多（愚民政策一般还是很有效的嘛），但是比一般的“良民"更有思想，维权意识也更强，也更有行动力，所以不好愚弄，不会轻易就范。这些人最为各级庸官所不喜，对他们来说这些刁民的抗议和行为就像是门外的狗在狂吠，打扰了他们的美梦，必欲除之而后快。

    中国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不到生死存亡走投无路一般也不会爆发。所以绝不是一个盛产“刁民”的民族。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沉默的大多数的良民头低了、背弯了、腰板软了、热血凉了，为了生存忍气吞声。但放心，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呐喊、在行动，抗强权揭贪腐，匡扶正义、力挽狂澜。这就是我们所热切期望的“刁民”。

    对战国时期的贵族王公来说，墨子及他的门徒都是“刁民”，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平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并且影响甚广。对秦朝统治者来说，陈胜吴广是刁民。以此类推，很多反抗暴政、特立独行、在奸臣当道时不肯同流合污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刁民”。比如反抗司马氏的竹林七贤、抗议魏忠贤而被害的苏州五位市民、公车上书的进京学子、戊戌六君子、被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等，都是他们时代的“刁民”。

    中国需要刁民，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今日的中国。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但还需进一步深化，普通民众享受的改革成果还不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政治改革推进缓慢，官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总理都对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新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下，天天在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公平事件，比如官员携款出逃、官二代开车撞人、各地的强拆事件等等。

     但这也是一个公民维权意识觉醒的时代。如果不是被侮辱与损害，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没有谁愿意堵路给行人添麻烦，没有人愿意用自制土炮来保护自己的房子，甚至用生命来抗议。看吧，上访的路上人潮汹涌，维权的热线此起彼伏，愚民越来越少，“刁民”越来越多。比如敢于披露非典、三聚氰胺等公共安全事件的记者和学者、敢于质疑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和执法行为的学者、敢于披露艾滋病惊人现状的高耀洁，还有在各个领域维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要么为民请命，推动政府改变决策方式，废除恶法推出新法；要么不畏强权，敢于同地方豪强势力或垄断巨头作斗争；要么冒着危险打假揭露真相，普及科普或常识。他们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他们的博客文章，点击量惊人的高，甚至超过了一些报刊的发行量，成为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

    感谢这些新时代的“刁民”，他们实实在在净化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存在使得我对这个民族、这个时代仍然充满信心。作为沉默大多数的一份子，我将不再沉默，我也要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成为“刁民”的一员，还我们以及下一代，一片明媚的蓝天。

张立作于2010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