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的怀襟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是当世难得的一位国学大师、禅门大德。他的著作经常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同样，生活中的他一举一动也无不充满了才情胆略、德识学养。透过这些日常小事，我们或许更能领略他的胸怀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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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天，南怀瑾前往承天寺参观。承天寺有一位老和尚名叫广钦，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不想占住了老虎的洞穴。老虎回来后，看见一个和尚在洞里盘腿打坐，就围着他转了一圈，最后竟然不声不响的离开，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广钦老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他每天只吃香蕉、喝水，且从不躺下来睡觉，只在坐上打坐而已。

就是这样一位得道高僧他在见过南怀瑾后，致意南怀瑾出家为僧。南怀瑾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

昨从歌舞场中过，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禅天原不异，青山红粉总无情。

时难辜负缁衣约，世变频催白发生。

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

通过这首诗，南怀瑾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谓舞榭与山林，青山与红粉，出家与在家，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正如佛经所说，观音菩萨有三十二相，一个人要真修行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处处可为，何必拘泥出家在家？事实上南怀瑾作为一个带发修行者他并不主张轻易出家。如果有人说要学佛，学禅宗，南怀瑾必定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他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他总是鼓励那些想出家的人，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这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也是禅宗的超越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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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南怀瑾在他创办的“东西精华协会”里开了一个禅学班。许多外国人慕名前来学习。其中有一个美国人罗维特，他本是哈佛大学毕业，因对中华文化感兴趣就学打坐。后来身体有了反应，头顶有醍醐灌顶的感受，于是就让人带他去见南怀瑾，并参加听讲。

有一天下课，罗维特无意间看到南怀瑾点了一支烟。起初他一愣，接着就哭起来。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一时不知道他因何而哭。于是关切地问他。只见罗维特一边抹泪一边说：“南老师是属于全世界的，他怎么能吸烟呢，吸烟损害身体怎么办呢？”大家都笑了。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他说：“老师抽香烟没有吸进去，只在嘴里转了个圈就吐出来了。”

这时，南怀瑾也过来了。他说，自己抽香烟有个原因，因为多年前他在峨眉山上闭关，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了几年，空气极清新干净，成了习惯。后来下山闻到一股“人味”，觉得其臭无比，实在受不了。无可奈何，只好点起香烟，把“人味”赶一赶，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

也许在罗维特看来自己的老师身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人集老庄孔孟于一身，理应正襟危坐、严守戒律、法相尊严，岂知，南怀瑾竟是如此地不拘小节、率性而为、落落大方，以至于他伤心大哭。他哪里知道，南怀瑾根本就不注重外象，他恪守的是内心的信念。而内心修学恰恰才是禅学的真正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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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一生交游甚广，来往的人三教九流，其中也不乏一些品行有瑕疵的人，对此南怀瑾也在所不拘。

在南怀瑾众多的朋友中有位叫覃勤的，湖南人，爱留长胡子，所以外号就叫“覃胡子”。此人颇有些来头。他创办了台中中医医院，并且是“立法委员”。但不知为何，此人口碑一直不佳。

有一年，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被判决坐牢。一天他来找南怀瑾，说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特来拜访，并请求帮忙。南怀瑾大吃一惊，待了解详情之后，表示同意他去坐牢，并问他需要什么帮忙。覃胡子说，自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爱护胡子，所以请南怀瑾找法院的人说说情，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胡子。显然这是一个无礼的要求。因为监狱法令明确规定：每个犯人入狱时必须剃净发须。哪有牢房里还留胡子的道理呢？但是南怀瑾被覃胡子纠缠的没有办法，只好亲自找台北院的院长。到了那里，包括最高检察长王建今都表示为难，有人甚至责怪南怀瑾管这种闲事。南怀瑾一听此话，勃然大怒，眼睛一瞪，对那班法院大小法官大员说：“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南怀瑾这一吼，令当时在场的人顿时目瞪口呆。结果，覃胡子在坐牢期间不但保留了胡子，也没剃光头，并住单人房，还有其他优待。

对于南怀瑾的这种古道热肠的做法，许多人背后都批评，说他不能洁身自好，说他善恶不分。对此，南怀瑾不予理会，既不解释、也不反驳，仍然依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其实，南怀瑾帮人当然自有分寸，只不过当时不易被人所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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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办事有三个基本原则：一、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二、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妥协也没有用。三、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他一生都坚持这三大原则。

1976年3月，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怀瑾为他们的员工讲解《易经》，每周一次。到了6月24日，已经讲了十几次，但尚未讲完。那天南怀瑾听到一个消息，“中广”董事长换人了。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也就是蒋经国的次子。于是，这天讲演结束时，南怀瑾对听众宣布，因有事要出远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再来继续讲课。

其实南怀瑾没有事更未出远门。那么他为什么要停课呢？且听他自己说：“这事不便明讲，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换了蒋经国的儿子。你想，假如有一天，这位新董事长也来听《易经》的课，下了课又客气的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说是蒋经国先生邀请茶叙，请问你能拒绝吗？如果拒绝了，使人家难堪，还说我们不识抬举；如果接受了邀请，见了面，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写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绝吗？真拒绝了，人家有办法对付你，不拒绝的话，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事实上，有关人士确实曾三番五次请南怀瑾与蒋经国见面。南怀瑾始终不肯。早在成立“东西精华协会”时，南怀瑾就一再重申，自己不涉入任何政治，换言之，自己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想成为工具，丧失原则。

从以上几件小事可以看出，南怀瑾就是这样不为明闻（名声）、恭敬（别人的推崇）、利养（受人财物供养）所动，不为外物所动。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赞誉，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对于他人的闲言闲语他总会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而对于他人的批评，他总是说：“我不怕丢人。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评。因为只要做事就会遭人批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怕人骂就不能做事。”“真要做事就不能考虑爱惜羽毛的问题，要做大事更要置羽毛于不顾。”由此可见，南怀瑾向来只是我行我素，不慕荣华，超然物外。他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可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