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安：历史曾在这里驻足1

      为什么会有挥之不去的感觉

      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长安——我日久生情的地方

      身心皆已融入其中……

     长安者，是如今西安城南素有“神州首邑”的长安区。这块1580平方公里的地域可是历史上的京畿之地。“长安”一称由来已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秦时原本是咸阳附近一个乡聚之名，后被不同朝代作为首都或其他行政区域之称谓。而“长安”作为地域之名，一脉相承地由这个区域承袭下来，显然其内涵，除寓于吉祥之外，还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这应是此处的“长安”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区冠以“长安”之称谓的主要标志吧。

    长安是一本无法计算厚度的无字书，你得去读；长安是一坛深不可测的陈年老酒，你得去品；长安是一位经历沧桑而又焕发勃勃生机的智者，你得去悟。长安,令我敬畏，使我折服，让我咀嚼，尤其感受至深的是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以至于我每每深入其中，便有一股历史文化之风扑面而来，仿佛穿越了时空，进入那逝去的时光，神游那历史的故地，感受那文化的熏陶，激发那思古之幽情，令人遐想不已……

    徜徉在马王、斗门一带的沣河两岸和黄良的聂家河一带，俯首捡起那散存在田埂上深灰色的绳纹残陶片时，仿佛触摸了遥远的历史，敲开了封尘久远的那个时代，走进了中华民族先民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场景：

    那是距今约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青翠茂密的森林中，湍流不息的河流旁，先民们刀耕火种，男的手持石斧，披荆斩棘，取火焚烧；妇女用石铲稍加平整土地后刨坑播种……他们在森林中用石矛、石镞围猎动物，在河流中用骨制的鱼钩捕鱼……他们聚族而居，村落分布在河流两岸，遥望相对……他们仰则观天文，俯则察以地理，或远观诸物，近取诸身，对宇宙和生命意识进行着冥冥的思索。他们关系平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创造了有别于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甘肃齐家文化的马王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文明。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氏族部落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区称其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因为它是由长安客省庄发现并晚于第一期的仰韶文化而得名的。

    登上郭杜长里村的仓颉造字台时，不由地对结束了远古结绳记事的以仓颉为代表的先民们顿生敬意。造字台筑于古高阳原上，周长约100多米，高约10米。传说仓颉是黄帝时代的一名史官，为了创造一种准确的记事符号，他不畏艰辛、跋山涉水、深入民间、遍访各地。据传他翻越了七七四十九座大山，趟过了八八六十四条河流，走遍了九九八十一个村落，拜访了九百九十九个善思会道的智者，从鸟兽足迹得到启示，便在高阳原筑台以观鸟兽行迹，从而触发画形代字的奇想，创造了最早的象形文字。汉字的诞生、形成和应用，其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实文字的创造者也绝非仓颉一人，仓颉只不过是文字的加工、搜集、整理者的代表人物，而真正的创造者应是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文字是他们在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此话是符合历史的，是可信的。因为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是不能简单地归功于一个人的，而应当归功于这个人及其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

    仰望着仓颉造字台，不由地联想到后来的唐武则天、唐中宗等来此膜拜过；唐大诗人岑参在此凭吊过，并留诗一首“野寺荒台晚，寒天枯木悲。空阶有鸟迹，犹是造出时。”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书“仓颉造字台”并立碑于此。据说民国初年、前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以及后来的蒋介石、杨虎城、张学良等先后也来此参观凭吊过……我想我们在拜谒仓颉的同时，是不能忘记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的，作为代表人物的仓颉的确令我们所敬仰，而智慧的劳动人民更令我们所敬仰！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无论是客省庄文化时期的先民们，还是黄帝时代以仓颉为代表的先民们，他们在实践中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精神，为长安人具有的“执着探索、开拓进取”精神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渊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一种精神的形成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尽管这段历史是遥远的，但它对一个区域人文精神的影响是不应被忽略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