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1986年1月28日，是个揪心的日子。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到西安“新药特药店”给父亲买药，天快黑返回老家时才知我的父亲永远地走了……

解放前，国民党抓壮丁，正是青年的父亲替换二伯父做壮丁，为“敌人”饲养马匹，料理粮草。有年冬天，趁着一个黑暗，父亲不堪忍受劳役而“逃跑”——他纵身跳入渭河，在刺骨的河水中挣扎着，终于艰难地游到河畔，爬上岸时，冻得瑟缩发抖，饿得眼冒金星，慌忙摸索到一户农家，被善良的农民藏在简陋的木草楼上，他急促地喘着气，怕被追兵抓住报复。稍微平静下来，追兵的马蹄声便接踵而至，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他从木草楼上的狭小窗口瞥见了追兵马队倏然掠过的黑影……真感谢这家好人，他们是父亲的救命恩人！其后几十载，父亲、母亲、二伯父和叔父等多次向我提及此事。每每想起，都令人心悸。

1949年6月，父亲参加了“长安县训班”第一期培训，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端履门的）长安财政二科，司职核算和审计工作。他如鱼得水，发挥出了才干，和张一民、柏勋并称长安财政的“三个铁算盘”。

父亲基本在商业供销系统工作，一度任某化肥厂领导。在引镇、水寨、子午、五星、杜曲、狄寨、灞桥和韦曲等地，都曾有他的汗水和足迹。

1970年前后数年，父亲义务为长安许多单位的食堂组织蔬菜，来自长安的“黄河”、“东风”、“青海湖”乃至“日野”牌车辆，动辄停在我村的田间地头，满载着大葱、白菜、红白萝卜等往返于长安韦曲与新筑骞村之间，村中孩子们在装菜时呼前撵后，追逐嬉戏，煞是热闹。

计划经济时期粮油等凭证供应，物资匮乏，父亲不时从长安买回板油等，由母亲炒些萝卜之类，送给村中更加拮据的乡亲，倘若谁家有难，定会竭力帮扶，对门中“下一代”生活学习上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

父亲常抽的烟是“黄金叶”、“大前门”、“恒大”和“墨菊”，饮酒但不贪杯，喜食面条、小笼包子和米饭，原长安县粮食局长邹海斌叔时常关照我父亲，审批特供大米，原长安县食品公司书记赵永义、原韦曲食品站副经理李铭、职工邢学周更屡次到我家探望父亲，给予多种支持。父亲的钢笔字绝对“拿得出手”。他酷爱秦腔，在洛南社教时曾登上大台演唱“苏武牧羊”。

父亲系离休，但一度错办为退休，好在当时“活档案”俱在，及时更正过来，尤其是灞桥区的徐受德、杜震、张志昌诸位老干，虽病重缠身，但依然拿起笔为我父亲的离休作证，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本是乐观的人，但母亲的突然去世使他受到强烈打击，不仅沉默寡言，连饭菜是否合乎口味都不愿吱声，多年卧病在床，肌肉慢慢萎缩，管状动脉供血不良日趋加重，对家事几乎没有反应。

幸有妹妹的悉心护理和哥哥们的照料，父亲才与我们共同度过了更长的珍贵时光。面对父亲，我们本该做得更好。而今能做的只有深切的缅怀和不尽的思念了。

父亲的“班”，是我“接”的。他的言行对我影响久远。我甚或连父亲那个印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旧帆布包都不肯扔掉，破损的十几处“缝缝补补又三年”，工作数年，我也不愿为自己买块“人家都有”的手表。父亲要求我“好好工作，好好做人”，我虽尽力做，但仍很不够。

“接班顶替”，是党和政府关心离退老人家庭生活的一项英明决策，接班者数以百万，但我常常觉得不如直接考上大学再工作 “理直气壮”。端上父辈的“饭碗”，既是种“福份”与沿续，亦是种“包袱”和责任。在复杂的心理状态和纷呈的社会现实中，我一直恪守着纯朴、清醒和正义。

父亲走了，我的责任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公，牢记父亲的重托，把工作与做人统一起来，二是对私。父亲走时，妹妹尚未出嫁，她多年侍奉父亲，功劳最大，关注妹妹的命运和未来，是我永远的牵挂。为使弟弟能考上大学，我和哥哥商量，把弟弟转到长安就读。他六年在长安度过，终于以高分圆梦，考上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我和大哥忍着饥饿，在西大逐系查询、直到领回录取通知书时，才放下心来。后在“双向选择”中，承蒙弟弟指导老师的热心关怀，弟弟终于走上工作岗位。

而今我们同胞五人均已成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乃至孙辈，生活有了“根本好转”。尽管前行之路未必一片光明，但我们自会努力，铭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把父亲的思想和作风弘扬、传承下去，做“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