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年的味道（王小虎）

“碎娃碎娃你甭燃，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月，年味就来了。过了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年就开始进入倒计时。这时候，人们就忙乱开了，干啥事也捉不住心，脚下头总是急扑扑的。尤其是娃们的，他们知道过年能吃好的，能穿新衣裳，能放炮能打灯笼，显得更高兴。这就是年的气息，不过才是刚刚开始。

在我小的时候，人们对过年很敬畏，仪式感很强。有句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说不管日子过得再艰难，过年总得有个样子,最起码得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大扫除是进入年关做的第一件事。早晨起来，母亲会招呼我们弟兄几个把屋子的东西搬出去，然后将笤帚绑在长杆子上，把墙上的灰尘和房顶的蛛蛛网和吊吊灰扫掉。打扫完屋子的灰尘，下来就是刷墙了。那时候都是土墙，墙面是麦秸泥抹的，不像现在用乳胶漆、墙纸墙布，所以每年都得刷一次。刷墙用的工具是长把的棕刷子，样子就像吸尘器。涂料是村后少陵原崖上的黄土，有的还用稻地里的青泥，但很少用白石灰，因为成本高。我们邻村有户人家里有一眼井，下边出一种土呈青白色。他把这种土抹成土坯朝外卖，两毛钱一块，很划得来。所以，我们家有时候也用这种土刷墙，刷出来的墙瓷白瓷白，显得非常清爽干净。不过屋里的土腥味非常大，有点呛人还不好闻，几天后才能散去。虽说这样，但把墙刷完人心也就轻松了，因为这是过年前最大的活。

农村人当时日子都很困苦，但有句话说得好，叫作穷过日子富过年。即就是整天被逼债的杨白劳，也知道秤二斤白面回家和喜儿包饺子过年。所以，不管是挖圪崂抠窟窿，寻情钻眼也要出脱些粮食，磨点白面过年蒸馍包饺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已用上电磨子了，人们不用推碾杠了，但还是要有人在磨坑倒斗，也不是很轻松。由于粮食短缺，人们把麦子磨得很扎，基本上100斤麦子收80来斤白面，剩下就是黑面和麸子。腊月二十八一过，人们就开始蒸过年待客的蛋蛋馍了。那时候农村人基本上用的都是生铁铸的筒子锅，上边套上麦秸编的草圈代替蒸笼。然后给锅底放一个柯杈棍，上边放上甑箅,再在上边放个铁三脚撑子，上边再放甑箅，一共放三层馍。然后上边盖上锅盖，如果有跑气的地方就用纸糊上。那时候经常出现蒸出来的馍发不起，像烫面一样发青，老人说那是被鬼捏了，所以锅盖上面还要放一把菜刀镇邪。人们蒸馍的时候怕蒸出来的馍不白，还会包一个枣大的龙黄包，用火点着放在蒸笼里。用龙黄熏过的馍确实白了许多，不过里面还是黄黄的。蛋蛋馍蒸出来后，爱好的人还会用筷子蘸上吃红给馍打上红点点。如果是做女儿的要给父母拜年，还要在蒸完蛋蛋馍后，再蒸十个碗口大的肉包子。说是肉包子，其实里边都是白萝卜、红萝卜和豆腐，只有几星肉。而且包子太大很难包，也很难蒸的，弄不好出来就是生的。

过年就得买年货，所以农村的腊月集是最热闹的，购买年货的人把整条街挤得满满当当。女人们在集市上把吃的购齐后，还要操心扯几块布给娃们做新衣裳，然后买几张年画和祭祖先的香蜡，回去再捎一吊子肉和二斤猪板油。那时候粮油统购统销，菜油凭票供应，人们就只能吃荤油。男人一般当甩手掌柜的多，上集就是剃个头，再买二斤好旱烟。一年到头了，把自己也犒劳一下。那时候，我们村的生产队都有豆腐坊，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会养几头猪。进了年关，豆腐坊就会多做几个豆腐，把猪也杀了，给社员每家分二三斤肉、四五斤豆腐和二斤糯米。到了年三十，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家家户户就开始贴对联、贴福字、贴门神。讲究的人家还会给门脑、窗脑贴上五彩的挂签，以求免祸得福。随着夜幕降临，村子的大街小巷就有人开始放鞭炮，“噼里啪啦”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当然，最忙活的还是各家的灶房。剁饺子馅的、炸馃子的，年夜饭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这时候，放鞭炮的声、剁饺子馅的声和弥漫在空中油香气，组成了最浓最浓的年味，也拉开了过大年的序幕。

如今市场开放、物流迅速、物质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坐在家里就能吃到国外的牛排，品尝到千里之外的海鲜，享受四季的新鲜蔬菜。人们穿的也是羊毛、鸭绒和皮草，颜色艳丽多彩，款式新颖时尚。现在真是不怕你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怕你兜里没钱。人们吃的好了，穿的好了，对过年的期待也淡了许多。现在的年味似乎也来得迟了，等你闻到年味就已经过年了。

王小虎，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长安区政协文史员、长安文学艺术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长安油画院艺术顾问，在各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一百多篇，报告文学《独臂愚公》获《人民文学》优秀奖，出版散文集《映日荷花别样红》和创作长篇小说《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