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寻访柳青长安的足迹（杨广虎）

因为工作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我经常路过长安的皇甫村，车在公路上疾驰，春天里，绿油油的麦田中有一块不大的墓地，司机告诉我，那是“柳青墓”。

这就是“柳青墓”？上中学，我就读过他的“梁生宝买水稻”，知道了他的《创业史》，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现在就孤零零地长眠于此？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要去“柳青墓”看看。

墓，一块石碑，一个坟墓，荒芜一片，杂草丛生。我向旁边一位放羊的村民打听“柳青故居”，他用粗糙的手指着神禾塬的半崖，说原来在那里，世道变了，早没了。我又不甘心，忙递给老人一根烟问，“梁生宝”现在哪里，老人在“哎”了一声，低低地说， 1990年6月13日，12年后柳青去世的同一天，“梁生宝”的原型——农民王家斌也与走了，去和柳青作伴了。

我再没有什么言语。一个著名的作家柳青，一个一心为集体的“梁生宝”，都走了；虽然我年纪小，不懂什么“互助组”、“合作化”，但是柳青和“梁生宝”艰苦创业的不拔精神让我永难忘记。

柳青原名刘蕴华，是吴堡县人，我曾路过这片紧靠黄河的黄土高原。他早年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在山西参加过敌后抗日斗争。1952年9月1日担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1953年3月，柳青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移住常宁宫，开始了《创业史》的创作，1955年春，举家迁至神禾塬畔的中宫寺，扎根农村，扎根群众，扎根生活，一边写作，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历时14年之久，创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史诗一一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同志视长安为第二故乡，1978年6月13日，柳青同志在北京逝世，遵照遗愿，他的骨灰一半埋在八宝山，一半埋在魂牵梦绕的神禾塬畔。

既然找不到“柳青故居”， 中宫寺已不复存在，他在长宁宫临时借住过，我又跑到长宁宫去寻访他的足迹。长宁宫是一座风景优美的会议度假中心，原为唐朝皇家御苑，隋朝末年，唐太宗李世民之母窦氏前往此地三观庙降香，不幸遇匪劫驾。危急之时，忽见苍松掩映中高崖之下有一小洞，便慌忙入洞避难。劫匪一路寻来，眼看就要捉住，凭空飞来一块神奇的巨石，正好砸死最靠近洞口的几名劫匪，匪徒胆战心惊，无人再敢靠前。正在僵持时刻，大将秦叔宝、尉迟敬德飞马赶到，窦氏夫人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为感神力相助，同时求佛主保佑李唐王朝，太宗李世民谨遵母命下旨在此建造寺庙，命名常宁宫。1940年，胡宗南将其改建为蒋介石的西北行宫。解放后，成了疗养院。

导游指着一座窑洞给我说，这就是柳青写《创业史》的地方。窑洞里面什么没有，一张木桌后面坐着泥塑的柳青像，光头，一双眼睛深邃而又善良，穿着对襟棉袄，一副“农民像”。洞门正对巍峨的秦岭终南山，远方是绵绵无尽望不到边的麦田，下面流着清澈的滈河，“蛤蟆滩”就在脚下。柳青体验生活的皇甫乡，是因以前的黄埔军校七分校而得名；站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新修的子午大道宽阔笔直。

导游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当年柳青，写《创业史》时，为了描写当地农妇骂人的神态，站在崖上端了一盆水倒在人家晾晒的被子上，农妇骂他时，他就拿个本子蹲在旁边观察、记录，后来被农妇认出，他这才讲明情况，并赔了一床新被子。有一次，柳青看到村里几个老婆出门走亲戚，手里提着笼子，快步赶上挡住她们，把笼子盖揭开要看里面究竟放的啥礼品，被人误解。

记得柳青讲过，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他在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在深入生活，不放过任何细节，尽最大可能的还原生活的真实，永不放弃着自己的写作梦想。现在也讲作家挂职锻炼、基层锻炼、深入生活，可谁能像柳青一样做的如此决绝？

他自1952年5月到皇甫村安家落户，举家深入，义无反顾，一下去就是14年，一直到“文革”挨整和身体患病。《创业史》原计划写三部，后来准备写四部，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写了二部，作家的痛心和遗憾谁能知道？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柳青寄来了一万六千元稿费汇票，他连一个壑壑儿都没掰，就拿到公社要捐献。公社领导不要。他理直气壮地问：“公社正在发动社员筹资搞社办工业，我也是个社员，为什么不要？其他社员都把自己每年的收获交给集体，为啥不要我的？”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起了个农机厂。在分社时，公社领导来征求柳青的意见，柳青说：我已经投资给公社了，怎样处理，我不加干涉。公社经过研究，又把这笔钱盖的房子全部拨给了现在的王曲医院。

这就是柳青，一个作家和农民实实在在打成一片的柳青。

《创业史》出版后，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同志，带着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要给他拍摄皇甫村生活和创作的记录短片。他还是他的老主意——三不主义：不谈创作经验，不登报，不照相。他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不能强求一律。他个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不一定适合别人，他不同意把个别人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作为普遍的经验去宣传。

柳青深沉而严肃地说道：“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作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

有朋友看望他，提起：“省委领导让我传话给你，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可以学学鲁迅写点杂文，也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到处跑跑，收集些资料，写点小东西。”

柳青，心里不服，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要克服一切困难，抵达自己的理想家园。他并不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也从不去趋时取巧、寻求方便的法门。他只以对事业的忠诚与高度责任感，采取“笨”办法，肯下“笨”功夫。1952年到皇甫村安家落户，当年省委有个负责同志就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一定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守着皇甫村一个窠，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后来《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了，使得那个负责同志大吃一惊，“啊！”他叹服了，承认柳青的路子走对了。

被人误解、内心顾忌，难以超越等等，但他从没有想过放弃，他要超越自己，向一座座高峰迈进，用自己的事实证明。。

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他对看望他的皇甫村老乡说过的话：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想办法和皇甫村的乡亲们把我拉回皇甫，埋到神禾塬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等五十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

柳青是“十七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不能绕过的重要小说作品。造就了它作为“红色经典”的辉煌(当代文学史有所谓“三红一创”之说，指的就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四部长篇小说均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共和国60年文学史上也都是被公认的红色经典)和不朽的文学史价值，但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议甚至是一些批判。

我曾参加过一些关于柳青的座谈会，有些争议。但是我想，一个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这种局限，我们不能苛求。特别是对柳青这样一个对党、对国家无限忠诚的作家来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路遥生前曾多次动情地说：“柳青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教父，很难忘在长安县皇甫村与柳青讨教文学创作的美好时光。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隔不久，路遥一个人来到皇甫村柳青墓前，跪着向恩师汇报自己的文学成果，并且满含着泪水，向柳青墓连叩六个头，他以这种方式深深地缅怀把自己带上文学道路的恩师柳青。

柳青和《创业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遗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等陕西作家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陈忠实说：“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个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路遥也说：“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以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类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

当代文坛尽管作品数量很多，但是精品太少，更不要说像《创业史》一样的“文学经典”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时，特别提到了柳青，并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确实，只有“去作家化”，融入到火热的生活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修养，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吴堡是柳青生养的地方，长安是柳青“创业”之地，这两个都是他的故乡，难分伯仲。他铁了心，投入到为文学奉献自己的所有；尽管当今社会复杂，但是要做好一名作家，还是要深入生活，沉下心来，先做好人，才能写出好作品。

站在长宁宫柳青老师“创业”的窑洞前，让人心情难以平静。寻访柳青，终南山下，万亩麦田中，我仿佛看到柳青向我们走来。

“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这样的作家，能不叫人敬佩？能不叫人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