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辉：我以我血荐轩辕(后记)

    歌曰：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英雄猛跳出战壕，

        舍生忘死保和平。

        敌人腐烂变泥土，

        英雄鲜血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每当我们长安区公安局太乙宫派出所的同志们途经省结核病防治医院的大门时，都会对这个地方不由自主的感慨一番。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完全能够体会同志们的这种沧桑悲壮的感情。

    在今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太乙宫派出所和区公安局的部分同志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26天。我们与该院的白衣天使们肩并肩同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病毒进行着百折不挠的坚决斗争。脚踏鬼关的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在陕西省的抗非史上添加了色彩浓重的一笔。

    我忘不了那些令人扼腕叹息、仰天长啸的感人场面。在这场战火纷飞的战斗归于平静后，我一人漫步在偌大的省结核病防治院里，我依稀看见一组浮雕陈列在眼前的空地上。我久久伫立，不忍离去。 

    医院的墙上至今还清晰可见“誓夺抗非的全面胜利”的巨幅标语。

    我又坐在草坪中的石椅上，我想如果我不能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我就对不起所有在此参与过抗非斗争的同志们，甚至对不住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我自己。因此，我脱离了我自己，我成了同志们的化身。他们如此从容的给我讲述着自己不为人知的非凡经历，期待着我的作品圆满成功。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我如芒在背。

    我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

    4月19日凌晨，我们太乙宫所出所派我、王涛、康军毅出警的当天，就发生了留观人员逃逸的事件。和他们一样，我深惧警服不保。随即进行增援的我所干警李益民，曹司波，张维佳也于4月21日和我们三人一起被留观此院。就在这种情况下，区政府杨立区长和市公安局吴金彪副局长一行分别在4月21日和4月22日对我们进行了慰问。而我局领导周秦生生、薛勇和财军、韩均和张德育等领导更是多次亲临一线对我们进行了关心和鼓励。没有哪一级领导指责本以十分痛苦的我们，这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丝新生的希望。我随即又萌生了以流水帐的形式写下我每天的经历和感受的冲动，这个作品名为记实文学，实为我和同志们的辩解书和开脱书。被留观的我们怀着对非典的巨大恐惧和饱受外界谣传的困饶开始了近一个多月恶梦般的警戒生活。国难之际，人们总是希望冲锋在一线的勇士在镜头前讲出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但是我们在抗非过程中的状态实在不敢让我过分恭维。民警们的身体反应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有的同志仰躺在床，睁大着弥留之际的双眼。有的同志在奔向120急救车的途中昏到于地，被我们施以紧急救护。更有同志在吃饭的时因困顿而使热汤撒满了双腿。一名干警的低血压到了40。一名干警的头发也因压抑苦闷而大量脱落。5月14日全面从医院撤除后，所有民警的体重都减轻了，体质也不同程度的下降了，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吊针。有一个可笑的事情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原本不吸烟的我们悉数染上了烟瘾。

    不可否认，在我们执勤的过程中，共发生了两次共计15名留观人员逃逸的事件，这对我们来说是继非典而面临的第二大最令人压抑的敌人，身心交瘁也正是由于这两大因素的共同困饶造成的。在执勤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担心非典结束后组织将怎样处理我们。苦闷的心情如影随形般挥之不去。

    我们是一群带过立功的罪人吗？

    我则以超人的毅力继续为我们书写着这份开脱书。

    我于4月21日晚上、上级决定对我们6名干警留观开始着手进行我那异常艰难的写作。我的身体也渐渐吃不消了，我时而爬在床上，时而打个顿后又端在桌前，时而把左脸枕在左臂上，然而唯一不变的是我右手的钢笔在不停的摇动着。我不知道4月21日到5月14日我的初稿是怎样写出来的，在几乎不敢眨眼的执勤过程中，我一天只能吃下少量的饭菜，最多休息三四个小时，我只能用大量的可乐、香烟和草珊瑚含片刺激昏昏欲睡的大脑，借此激发出仅有体能。

    我是如此频繁的被同志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着。

    4月25日凌晨3点，当我披着棉被在北病区外昏黄的路灯下写“寒号鸟的哀鸣”那一章节时，难吐胸中激动之情的我索性抓起纸笔扔向了半空，长时间的瞪着眼睛大口呼吸。而当写到“面临崩溃的派出所”那一章节时，我又突然哽咽起来而常时间不能自己，我干脆站起来走到医院的空地上，仰望着夜遂的夜空任凭泪水流满双颊。

    我怎能不让外界知道同志们此时的辛苦和我内心的感受？

    我越写，我越对同志们充满同情和感激。承受着身心双重压力的他们同自己的惰性和求生的欲望做着坚决的斗争。

    “一部具有崇高壮烈意味的抗非英雄史诗。”-----这是我对我们这短短26天的执勤经历的自我定位。

    我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限于视野，我只能看见抗非一线部分具体的工作，而决策层的消息以及内部暂时保密的情况又使我不得而知。我又是那么的着急，我为我只掌握有限的资料而苦恼。由于没有专门时间供我在执勤的过程中进行写作，一方面是疲惫不堪的身体现状，另一方面又是急于表达的急切心情，使我心如猫抓惋惜异常。我只有尽自己最大努力记录下每天发生的部分事例和心中的感受。

    然而，“人虽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明其一处。”夜半三时，伏案正酣。清晨之际，水管洗脸。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揽镜自观，竟叹子非吾乎？正欲铺纸而叙，又闻急救车呼啸而至。慌乱接车，留观人员偏偏手抓车门，不进病区。束手无策，几近哀求。及至就绪，又闻房区惊吵，几近炸营。同志挽臂环绕，极尽说服之能事。口干舌燥，嗓子冒烟，恩威并加，烦事稍平。未料一波未平，三波又起。头痛欲裂，咬牙强忍，心中犹恐被人责问：“此前为何逃走15人，你们只吃干饭？”更惧被染非典，频陷尴尬之境地。盘盘焉，困困焉，身处旋涡，不辨东西。扶门强行站起，竟目眩良久。口罩憋气，衣单身冷。一日之内，一墙之隔，而惊鸿频现。

    呜呼！自忖生死昼夜事也。按兵不动：等死。赤膊上阵：找死。死而死矣，境界危恶，层见错出，全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而痛何如哉？！

    而我依然摇笔不停。

    我为自己所感动，及至5月14日我所全面撤出医院时，初稿已完。

    雕凤未成类鸡时，我的烦恼接踵而来！

    辖区尚有十余处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以及为数不少的特行，网吧，公共娱乐场所的1447名外来人口需要办理暂住证。我又汗流浃背的从事着此项工作，24小时不够用我心头永恒的伤痛。竟叹非典未能夺命，难道却要殉职工地之上？及至6月底，又闻全国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抗非渐无人谈起。此前联系好的媒体也称连载时效已稍滞后，刊出事宜更系语焉不详。

    香烟又将手指薰的犹如古木。

    心如死灰的我携带初稿找到《西部法制报 西安专刊》副总编王小琦请予指路。“抗非只是个历史事件，其背后映射的精神才是永恒的。”王老师7月18日的回信犹如一针强心剂马上让我异常振奋。但王老师又于信尾嘱咐：“但，首先你得尽快把它写完！”

    是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写完呢？

    七、八整整两月时间又适逢市公安局展开的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双抢案件的专项斗争，身为外勤民警的我又得参与每晚11时至次日凌晨4时的巡逻蹲点工作。海棉里的时间之水又一次难以挤出，我绞尽脑汁的竭力的开辟。

    学生涌动的太乙街道、凌晨3时的太乙街道、骄阳似火的太乙街道、阴雨连绵的太乙街道，到处是我奔波在省结核防治院、太乙镇政府及辖区村落采访路途上的身影。忙的我一天没有吃饭的时间。渴了爬在水管上喝凉水，期间因淋雨中暑而一连14天恢复不了元气。自4月19日到9月13日半年多时间我只是在家里有急事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象征性的回过4次家。为了完成我的写作，我推脱了所有的报社的约稿、同学聚会、朋友婚礼、和别人介绍给我的6个对象见面的机会、过会走亲戚等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我有我的理由，抗非时期，我对不住生我养我的父母、我痛失了因我而去世的永勤爷、承受住了与对象分手的痛苦、拒绝了亲戚出车祸要我协助处理的请求、看惯了同志们提起非典而心有余悸的痛苦表情，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基层派出所实行的是24小时备勤制，这就意味着这24小时里没有我进行专门写作的第25个小时。

    十分钟，半个小时对我来说都是如获至宝的。我什么都不缺，我只缺时间！

   “不要说工作繁忙影响写作，不要说生活困苦无法写作，要想写成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东西，就要有所付出。面对痛苦，灾难，闷住一口气，不说，硬受，才能成事。”我把我省作家陈忠实的这段话挂在墙上进行自勉。

    我孤注一掷了。

    七、八月份，我热的无处可逃。只要我不值班，在我只能利用星期六、日两天的时间里，五台山的九间房旅馆和翠华山的正岔水库管理站是我惯去的地方。我一旦住了进去便通宵达旦的写着，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我舍不得出门。我进山的时候甚至自带着氨基酸吊针给自己打点滴，以至于全神贯注的我全然不见已经回血的针管。我害怕我写出的作品因为没有时效而变成一把废纸。急噪的我甚至泪流满面。

    心血没有白流，老天被我的精神所感动。

    轰隆隆的雷庭由远而近，一道电光划破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嘎扎”一声巨响在翠华山正岔水库的上空爆炸，老天张开了暗红色的血口。顿时，夏夜的暴雨倾盆而下。我的第二稿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披衣走出了老房子的我久久的贮立在雨中，任凭大雨浇在我的头发和身上，我要让这如注的大雨洗刷干净我所经受的一切委屈和不快。我郑重的看了一下时间，此时已经是8月29日深夜11时28分了。

    我长吁一口气，我终于写完了。熄了灯的我半躺在床上，满怀喜悦的观赏着大自然的壮观景象。道道闪电透过来回晃动的窗户将房间照射的一明一暗的。我波涛汹涌的内心第一次彻底的放松了，我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像一个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难产孕妇一样，我的身旁睡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九斤男娃。虽然精疲力尽的我把头歪在了一边，旋又迫不及待的定眼视之，虽然我的九斤男娃有早产之嫌，并且先天性的缺乏营养，（一稿脱手，没有时间进行修改和润色。）但他毕竟是我自己的亲生骨肉。我是如此的幸福和满足，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加让我欣慰的呢？

近半年时间，我只作了一件事。

我的作品在我的同事和读者面前，我问心无愧。

整整半年了，我只做了一件事。怀抱着厚厚的一堆草稿，为此付出的种种艰辛又历历在目起来。为了使这部作品更加真实完美，她的作者田辉同志又遇到了多少阻力遇非难呢？这是亲爱的读者们永远也不能体会和理解的。为了得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田辉同志几乎拜访了所有参与过此次抗非的工作人员。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非典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了人性的很多弱点。抗非的过程中，不愉快甚至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例时有发生，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对该同志的写体怀着极大的嫉妒乃至敌意，但田辉同志始终不惜得罪所有人也要完成他写作的原则立场坚持下去。田辉同志首先给他们声明，他尽量给大家擦胭脂抹粉，尽可能的美化我们的抗非事迹，然而该同志始终得不到他想象中的支持。

    是半途而废还是应难而上？半途而废只能使我抱憾终生，迎难而上才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几乎连想都没想过。抗非我都挺了过来了，我不会因为我的写作而丧命的。

    所幸的是，我的骨头是硬的。我不会屈服任何人，谁也左右不了我手中的这枝笔。因为在我看来，小团体的利体益面临的尴尬境地在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前是如此的不值一提。我不管这张网是多麽的牢不可破，我都要据死力争的冲将出去。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给我设置令人不可思议的障碍。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有对我进行着心照不宣的支持的刘影照所长，更有我坚如磐石的信念。我就像春秋战国时出使六国的苏秦和张仪那样进行着永不疲倦的游说。虽然我的开场白是：“我向你保证，我的写作是从正面进行的。我不管你的心里再不欢迎我，但是我一定要得到你在这场斗争中自认为英勇的一面。”我的话虽然说的很软，更可以说是有些违心，但为了得到挤牙膏般的只言片语，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我甚至为了写出这个作品而卑贱的活着，也不愿意为了面子和尊严而半途而废。

    我不会当哑巴的。参与过抗非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必将是一生的，从警校才毕业两年多的我虽然不谙世事，但我坚定不移的站在了代表正确立场的一边，并不折不扣的具体贯彻执行了下去。我为我的坚定立场而深感自豪和骄傲。我不否认，我的工作出现了失误，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我做到了竭尽所能问心无愧。虽然我在一段时期内十分担心被处理，但是我如果真的被处理或遭到了较重的指责，我一定回拒不接受和大声反击的。我有一肚子话要说，我甚至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在省结核病防治院执勤的我是最出色的和最令公正的人们佩服的一个。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再次引用市委书记贾战书在抗非的白热化时期，刊登在4月19日〈西安晚报〉第一版上的讲话了。他对在这场斗争中对那些“不负责任，麻木不仁，置群众利益和人民生命于不顾的可耻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种人，在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前，在我市人民的崇高觉悟面前是渺小的，卑鄙的，受到严肃处理也是天经地义的。”虽然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理，还有可能因为他们圆滑的处世而沾沾自喜，更可能因此而活的更好，但是他们在我眼里比蚂蚁还渺小，他们的尊严和人格在我面前瑟瑟发抖。他们庸俗的处世原则也许在现实社会中还有有一些市场，但我对他们嗤之以鼻，连正眼瞧也不瞧一眼。我早已看透了他们的心，肝，脾，肺，肾。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对世俗的讥讽报以蔑视的微笑。我很痛心我失去了几个自认为很好的朋友，他们觉察不到我态度的转变，但我心中有数。失去朋友虽然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经不起考验的朋友又有什么交往的意义？我一点也不后悔，他们的活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他们有愧于自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个特定的身份地位。活者只是行尸走肉，没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造成人民群众有遭受更大的伤亡威胁。连普通公民最起码的责任感和社会公德都没有，对于这种人，我庆幸我毫不犹豫的和他们及时的划清界限，我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

    然而一桌子坐席的人都是左撇子，而唯有你是正常的，别人反而会说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尽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非典的雷区里，我不得不小心谨慎的走路，我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留观人员零距离接触而担心被感染。另一方面在于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着不太过分、不至于与某些人决裂的温和抗争。即使有天大的委屈也不能使矛盾公开化，让众犬环而咬之。因为我不得不考虑我在这个群体中的位置，我甚至一度怀疑过为了工作而不顾一切的做法是否明智？

    总而言之，大局还是一个整合人心的粘合剂，使良心发现的人们不至于沿错误的路线走的太远。

    好在抗非最终还是胜利了，我自然很庆幸。虽然举杯相庆的那一刻是多么的皆大欢喜，然而这透明的玻璃杯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齿的龌鹾之事。

    有人不愿提起，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不幸的是，不管个人的情感是怎样的真诚，还是不能消除主观意识上的分歧。对于这场已无人提及的抗非斗争中种种行为，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我则固执己见。

    我在全文的最后用微乎其微的篇幅接露了掩盖在衣冠下的伤疤，因此成了生吃螃蟹的愚人，可能有被夹嘴的危险。夹嘴就夹嘴吧，我还有舌头---这必将是一部引起诸多争议的体品，但是我不会向任何非难和指责妥协。我尽量客观公正的写了出来，可能有些出入，但都是权衡再三的结果。我底气十足，随时作好着被人发镖的全面准备。

    我不写后记，后记都在正文里。我又不得不写下后记，因为正文是还有很多话没有写进去。

    回顾洋洋洒洒的十五万字，我笑谈自己就像一条睡在案板上的活鱼一样不知怎样面对将要举起的屠刀。又像一个古罗马的斗牛士一样在血肉横飞的赛场上彷徨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实在不愿意写下以上的话语，但是不说些什么，我憋的难受。

   “ 滚滚长河东逝水，浪花淘尽公正，是非功过转头空。天祥身虽死，汗青留史中。呆坐斗室明窗前，遥望春花秋月。一壶清茶偶相逢：抗非多少事，都付闲谈中。”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