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畔常听“凤凰”鸣

      ——写给长安《新凤凰》及张三民先生

   “凤鸣长安，声闻于天。”这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省作协副主席王愚先生给《新凤凰》的题词。《新凤凰》是由长安杂文学会主办的一份杂文会刊，于去年12月学会成立时创刊。会长兼主编的三民先生和我有十几年的交情，对文学、杂文的共同爱好，使我们从同行变为文友结为知己。所以，自《新凤凰》出刊以来，他每期都会按时给我寄一份，我每期都要认真拜读。虽不是篇篇珠玑，但时见精品佳作，使人灵魂常常受到触动，收获自然不少。在为生活奔忙间，静下心来，读读《新凤凰》，便有了一种“耳畔常听凤凰鸣”的奇妙感觉。有好几次，寄来的晚了一点，心里倒不是滋味，耳畔也清静得有点难受。

（一）

    对于当代杂文表面繁荣的景象，有杂文大家谓之“时代杂文”，并非“杂文时代”。我一般不爱给杂文打上什么符号，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在铺天盖地的杂文涌向面前逼得你阅读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杂文大家愈来愈少了；在杂文成为各个报刊常见文体的时候，作者、读者都反映杂文难写、好杂文少，面对这样的景象，我们缺少一种向“烂杆”杂文说不的勇气，也更缺乏一种为杂文献身的责任。张三民先生却具有这份勇气。他不以自身的卑微，为捍卫杂文而战斗，用微薄的力量阻止杂文平庸化的过程。    

   “凤凰在鸣，鸣于长安。”将杂文精神化成凤凰形象的三民，开始以一个并不大的阵地，坚守着，呐喊着，鸣叫着，为杂文的繁荣而大声疾呼。

（二）

    记得十年前，三民和我同在省城报界打拼，采访中，我们常常不期而遇，有时还为了一个好新闻一起行动。除了同是新闻记者外，对文学和杂文的共同爱好，使我俩走得比较近。他虽然大我近十岁，但在一群彼此相识的记者中，我们比较谈得来，时间一长，就成了知己。记得有年冬季，我去长安采访，结束后，三民让我去他家坐坐、谝一会儿。可一去，我们就谝了一夜。

    我俩都是“烟民”，我一到，他拿出好烟、好茶，品着茶、抽着烟，就云里雾里谝了起来。夜深了，我们还没有睡意，每人裹着一床被子，中间放一个大烟灰缸，东拉西扯地侃个不够，是真正意义的赤诚相见。我们谈人生、谈文学、谈杂文，最多的是围绕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以及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知名作家谈来侃去。我们激扬文字，我们海阔天空，有时也捶胸顿足，常常为了一个观点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大骂不已。

（三）

    过了几年，我拿着自己23万字的长篇《金盆开花》送给三民，他手捧着书，显得比我还高兴。他用了整整两个晚上看完，专门约我谈了一次。在对我的书评头论足之后，三民郑重地告诉我：“阎冬，你老弟行，老哥有点落后。不过，你看着，老哥要办个杂文学会，和一份专门发表杂文爱好者作品的会刊。”我想他是说着玩的。没想到真的办了起来。

     他经过多方运作，联系长安内外的杂文爱好者成立了长安杂文学会，编辑推出《新凤凰》，尽管是会刊，但对做事认真的三民一班人来说，却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非常支持他，欣喜之余，还给《新凤凰》题写了刊头，毛锜、商之雍、张书省、王百忍、孔庆东、李星、邢小利等大家成为《新凤凰》的名誉会长或顾问。《新凤凰》出刊以来，受到了圈内人的称赞，但在社会上却影响不大。三民没有顾及这些，他豁出命似的要把《新凤凰》办好。每当看到他忙碌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别人也许不理解他，他却时刻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不知疲倦的奔忙着。

（四）

    在省城媒体打拼那几年，他先后是记者、编辑、编辑部负责人、总编办主任兼通联部主任，编报、写稿、发行什么事都干，几年的锤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故办《新凤凰》便显得得心应手，精力充沛。他现在还有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干得有条不紊，津津有味。为了出刊，三民一班人策划、组织、协调、修正、编排、印刷，他们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我曾劝他：“不要太累了，你这个‘烂’会刊，没人给你定任务。”三民没说什么，可他每期却能按计划出刊，辄有新意，这是需要牺牲精神的。

     花钱、劳力、费神地出会刊，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究竟为了什么？三民坦然地说：“为了杂文，为了杂文爱好者有个发表作品、相互学习研究及交流感情的平台。当然也为了我们的和谐社会啊！”，面对他的话，我竟无言以对。私下我曾经调侃他：“世上的傻子多的是，也不多你一个！”但像三民这样对杂文“傻到”这种地步的人，我还是头一个见到。“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对他这群视杂文为生命的“傻子”，我只有在心中真诚地对他们说：“全当办好《新凤凰》是长安杂文学会同仁的座右铭！”

（五）

    移笔至此，我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的名诗《与永恒拔河》。余老先生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一种精神：尽管知道与永恒拔河的最终结果，但人们还要尽力、拼命地从永恒、时光那儿索取收获。三民现在就是与一种“永恒”拔河，他在以己小的大无畏，从永恒那儿获得更大的收获。人的生命不会永恒，但为事业的奋斗足迹却能永恒。从这个角度看三民的傻气，他却有一种睿者的风范。

    那么，三民创办《新凤凰》的现实意义在哪里？考查当今的杂文报刊，发表杂文的可谓不少，但在那些熟脸的大家占居主要位置和刊物的时候，留给广大杂文爱好者的舞台其实很窄小，窄小得到了不能容他们的地步。《新凤凰》就是为发表杂文爱好者的作品提供舞台的，这为杂文的社会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受到了广大杂文爱好者的喜欢。但杂文的进步又不仅仅靠大多数杂文爱好者的努力来实现，和谐时代杂文的进步需要鲁迅式的大家的出现和带动。三民知道这一点，所有他在刊发杂文爱好者作品的同时，注重刊发大家的作品也是《新凤凰》的鲜明特色，使得这份会刊更有生活、有思想、有重量、有品味，亦庄亦谐，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创办《新凤凰》填补了一个空白。有人说，我们西安、长安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当一些报纸和蔬菜一样摆摊出售的时候，办一份杂文会刊仿佛是多余的。我却不这么认为。首先，既然大家都说长安乃至西安文化积淀深厚，但却没有专门的杂文会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新凤凰》虽小，但她填补了我们陕西、西安没有杂文会刊的空白。其次，一些报纸的副刊被挤得越来越小，留给杂文的地方其实很小，留给杂文爱好者的机会又有多少呢？再次，我们陕西的杂文家不少，但在全国叫响的名家就只有那么粒粒可数的七八个人，在他们辛苦地扛起陕西杂文大旗的时候，杂文发展的后劲仍显单薄。与“文学重镇”、“文化大省”盛名也不相称，在培养新人，输入新鲜血液方面，《新凤凰》会大有作为。

  在大家为杂文现状牢骚满腹的时候，在少有人为杂文事业默默奉献、以杂文为武器服务时代的时候，我劝大家学学三民，学学三民的精神，听听长安杂文学会《新凤凰》的鸣叫声。耳畔常听凤凰鸣，这是一种美妙的声音，一种为杂文振兴而从心底发出的长鸣！

                 （作者系青年作家、陕西工人报记者，曾出版长篇小说《金盆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