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中国的心》暨朱鸿散文与长安叙述研讨会成功举办

陕西是文学大省，但长期以来长篇小说的繁盛让人很容易忽略了其他体裁的作家，除小说作家外，陕西也有很多优秀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文的作家。在这样一个文学重镇，有一个作家不是没有写小说的冲动，他只是在坚守着散文的创作，这个执拗的作家用真心热爱着散文。他，就是陕师大文学院教授、省作协副主席朱鸿。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陕西省作家协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西安日报社联合举办的“《长安是中国的心》暨朱鸿散文与长安叙述研讨会”在西安晚报社召开，陕西数十位专家学者、评论家与会研讨，赞誉朱鸿“拓宽了散文的形制”，是“学院派散文作家的代表”。

一本书让人了解长安的一切

　　昨天，群贤聚集西安晚报社，蒋惠莉、李炳武、李浩、夏泽民、姜婕、李星、刘路、郭兴文、邢小利、张新科、李震、李继凯、段建军、周燕芬、杨乐生、刘炜评、穆涛等陕西文坛作家评论家以及樊希安、王秦伟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相关负责人也特意从京沪赶来参会研讨。主持研讨会的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开玩笑说研讨会名家云集，可谓“高端大气上档次”。

朱鸿是一位资深的散文家，贾平凹评价他是学者型的作家，有出众的才华、丰富的知识和学养，还极具想象力。《长安是中国的心》是朱鸿撰写的一部系统叙述长安的散文集，全书106篇作品，凡黄土、山、原、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刻石，尽在其中，涉及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义理与考据相融，思今与追古并行，意远情真，辞丰言简，历时20年而成书。

作为该书出版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说：“《长安是中国的心》这本书可以让人了解关于长安的一切，朱鸿作为长安历史的解说人，怀着对长安深沉的热爱和深厚复杂的感情，亲眼目睹了现代化岁月的发展，书中叙写的是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原有的文化。”而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则盛赞该书是作家孜孜以求20年的结晶。

他给文化散文增加学术性

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但朱鸿并不是从故纸堆里找灵感的书斋式作家，为写作这部《长安是中国的心》，朱鸿在近五年来还有计划地勘遍了长安的山水，用行走展开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

“南余北朱”，成为昨日研讨会上的一个热词。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率先拿朱鸿和余秋雨类比，认为二者的创作都是文化散文一类。但相较之下，朱鸿更是深耕于自己的家园，耕出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又饱含学术内涵。他“拓宽了散文体裁的形制，给原本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的文化散文，增加了学术性这个特质”。更重要的是，朱鸿的散文中渗透着生命的感觉，作家拥抱文化、拥抱自然，以故国回望的心态，文字中充满着眷顾和忧伤。陕西师范大学李震教授认为，朱鸿和余秋雨虽都是学者的散文，但余秋雨的散文更像是游记，而朱鸿的散文描写的就是自己脚下的土地和文化，“从反现代化出发反观文化的远方。”

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说，朱鸿记录长安是带着感情记录，他真正让历史遗址、景点活了起来。他的文字是勘探出来的文字，他的散文是行走出来的散文。“阅读是灵魂的旅游，而旅游是身体的阅读。朱鸿的散文虽然是学者的散文，但他不同于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他走得很慢，也走得很细，眼触心生、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他是学院派散文作家的代表

研讨会上，很多评论家都直言《长安是中国的心》里弥漫着浓郁的文化乡愁。陕西省写作学会会长刘路教授认为，朱鸿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坚持学术研究自由的意志、独立的精神，把对长安文化的热爱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长安立传，将自我之魂附着于历史文化之上。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延续了近百年前中外学者对长安系统叙述的文脉，从而使作品具有“一定高度的文献价值”。西北大学教授段建军说：“朱鸿行走在周秦汉唐的土地上，用调研和想象去讲述历史故事，这种对文化的创造非常有意义，也有价值。他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寻觅历史的根，让历史和文化得到了延续。”陕西师大李继凯教授认为，作为学院派散文作家的代表人物，朱鸿这部《长安是中国的心》是秦地大散文的佳作。西安音乐学院仵梗教授则认为，读这部著作“读到了朱鸿借历史文化来展自我之魂的野心”，从气象和气韵上都是佳作。

陕籍旅京著名评论家阎纲特意发来贺电，称赞朱鸿散文“实地开掘，钩稽故实，于史补阙增容，于文散章别裁，质朴厚重，有乡党太史公之遗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教授叶舒宪发来贺信，从朱鸿散文的符号化境界角度进行阐释，赞赏其散文中有“人文学同仁正在本土文化研究中所实践的‘格物致知’之学风”。

面对众多专家学者的点评，朱鸿直言自己很惶恐：“对长安的叙述不敢说研究，只是略有研究的元素而已。以前的散文多是写作家个人的感受，但这样的文章多了，人可能也就不爱看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把目光投向了长安和关中，正史、野史、方志还有报纸上的资料，我都在进行考证，也实地勘察了很多次。我要求自己继承前人传统、延续体例的同时，必须融合人文主义和考古发现的视角进行发展创新，努力使自己对长安城的叙述既不是简单的堆积资料，也不写成空泛的游记，而是将记叙和感受有效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