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红苕情

星期天，老父亲打来电话：“刚下过雨，地松软了，我把红苕挖了，能挖二百多斤呢!你俩回来取一下，别忘了给娃也送一些。”

父亲退休后回到了老家，春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种了二分地，壅了两行葱秧子，栽了四十多株红苕苗。

几次回家，我都见父亲戴着草帽，挑着担子，一担又一担往地里挑水。我嘟囔他不知道珍惜身子，而他却高高兴兴地说，闲着也是闲着，多浇几担水，土地是不会亏待咱的。

我们村地处少陵塬畔，靠天吃饭。在那年月，夏粮产量很低，即使加上秋庄稼，各家也都很难度过那青黄不接的日子。一般情况，队里都会组织社员们在坡地上种些红苕，因为红苕产量高，对土地肥力墒情不挑剔，所以可充当“救命的粮食”；在栽红苕秧子的时候，人们一瓢一瓢地给秧苗浇水。这红苕秧子也争气，很快就爬满了大地，褐红色的红苕蔓上冒出一节一节的叶子，紧紧地趴在地里，有了露水护墒，干旱的土地竟能生长出板栗般味道的红苕。

挖红苕的时间是扳了包谷、种了麦子以后的劳动，男人们先割了红苕蔓拉回去喂牲口，然后顺着行行抡起镢头小心翼翼地挖，女人们在后面提着蛋笼拾起刚刚出土的红苕。不一会儿，挖出的红苕就会堆成紫红色的小山包。分红苕时不用过秤，老队长的眼睛就是秤。他提着烟袋竿指挥着按照个头大小，均匀地堆成堆儿，编上号，会计把揉好的纸蛋蛋放到草帽里，一家一户派个拿事的来抓阄，抓到哪堆儿是哪堆儿，大度的欢天喜地装到架子车上拉回家，斤斤计较的在队长面前叫苦叫屈，老队长随手拨几个过去，算是安慰了。拿回家后都会认真地进行分类，把那些没有镢头伤、没有“蛴螬”咬的、品相端正的在背光处晾一晾，然后下窖存储。

蒸熟的第一锅红苕都是带伤疤的，但它丝毫不能阻挡满村飘出的香气。早饭时我们手里握着热乎乎的红苕，边暖手边吃，高高兴兴的在场院里玩耍。女孩子会给棉衣扣子上挂一根线，线线就像刀片一样，把软软的红苕切成整齐的片，然后细细地品尝；而男孩子吃东西向来都是狼吞虎咽，他们一手拿着红苕一手拿着弹球，边玩边吃，经常噎得伸长脖子像个叫鸣的公鸡。

到了快开春时，柜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有一天，天刚麻麻亮，父亲拉上装满红苕的架子车出了门。傍晚时分，大门“吱溜”地响了一声，母亲马上跑了出去，从架子车上抱下一个口袋回到了屋里，迅速地揭开柜盖把袋子放了进去，父亲则扛着一个大袋子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父亲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苞谷糁碗说，明早就给咱妈熬米汤。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父亲拉着红苕到了一个叫王莽的地方，不但换回了玉米，还换回来了十几斤大米，病床上的奶奶喝上了米汤，身体一天天的好转了。

而今，父亲已到了古稀之年，自他退休回到老家，会经常准备一些新鲜蔬菜或吊上一些挂面，等着我回家的时候一股脑地塞进车里带走。今天，他又把甘甜的红苕准备好，期待着见到我们。

父亲的电话，仿佛红苕的枝枝蔓蔓，牵拽着我，回到生长红苕的地方。红苕与我，都是父亲在少陵原畔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