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写，还是不写？

     莎士比亚借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问道：“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的确，生与死的选择是人生最大的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而生，文天祥选择了慷慨赴死，他们都做对了选择，从而垂名青史。如今的时代进步多了，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成了社会的共识，生与死的抉择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恋爱、考试等方面遇到挫折而选择放弃生命，是多么可悲与渺小啊。

     对于文化人来说，人生中反复遇到的选择，是写与不写的问题。写，还是不写？他们做出的选择，有时决定了不同的精神层次，以及志趣的雅俗、品格的高下。

     1860年10月，“万园之园”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抢掠并焚毁，所谓“文明之邦”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正在流亡的大作家雨果的义愤，他仗义执言，写下了《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声援中国，抗议“两个强盗”，一个是他的祖国法国，一个是他流亡的英国。为此他触怒了两个国家的政府，也得罪了好朋友。他当时在英属根西岛忙着写《悲惨世界》，无暇他顾，完全有理由不写这封信，但他为了历史和文明，为了良知和正义，选择了写，为此中国人永远记住了他。

     司马迁因直言而被处以宫刑，面对此种奇耻大辱，他多次想到了死，但为了写完《史记》，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对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迷信鬼神、晚年昏聩等事情，他是写呢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可以不写这些，把笔墨用于写他的开疆拓土、远征匈奴等丰功伟绩，为他歌功颂德，讨得圣上龙颜大悦，这的确是一个选择，后世官修的史书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为尊者讳，不惜改动史实，胡编乱造。但司马迁选择了如实书写，是什么样就怎么写，文治武功写，悖谬颠错也写。司马迁到底是怎么死的史无记载，有人认为是因《史记》中对汉武帝的如实描述而被武帝处死的。

     苏轼因声名太盛被一群政治对手、文坛小人所嫉恨，他们硬是从苏轼的诗中挑刺，以“谤讪新政、对上不敬”的罪名逮捕了他，一关就是四个月，最后贬官发配黄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祸因诗而起，亲人和朋友都劝他从此再勿作诗，明哲保身要紧。在写与不写之间，苏轼或许动摇过，但真的诗人是不平则鸣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写，写下去，让他们嫉恨去吧！千年后，看谁还记得那群得势小人？于是，出狱当天苏轼就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此后他文风成熟，佳作频出，终成一代文宗。然而，小人也没放过他，他后来多次被贬，离中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晚年才得以归来，仅数月而卒。

     在皇权高压下，在文字狱下，在白色恐怖下，在文革中，很多人不敢写了，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也无可厚非，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勇士烈士。但总有那么些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宁做乌鸦，不做喜鹊，写出一般人不敢写不能写的文章，并为此遭到厄运，甚至失去了生命，他们是可敬可佩的，中华真正的脊梁。

     在写与不写之间，也有人为了良知和正义，选择了不写，他们同上述选择了写的人一样，也是可敬可佩的。

     高尔基晚年声誉卓著，在斯大林的有心关照下，他得到了几乎一切可能的荣誉，他从小生活的城市也被命名为高尔基市。斯大林希望借助他的国际声誉，为自己写一本《斯大林传》。然而高尔基了解俄罗斯人民的疾苦，他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官方极力掩饰的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斯大林对党内同志的大清洗也让他失望不已。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他不愿写言不由衷的东西。一种说法说高尔基死于斯大林的谋杀，原因即与此有关。

     前段时间，国内某出版社邀请百名作家抄写毛的延安讲话，给每位作家一千块钱，让抄写一百多字，然后汇集成手稿珍藏本出版，每本定价280元。此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的质疑铺天盖地。延安讲话虽然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但究其根本，是把文艺当做政治工具，把艺术家当做政治附庸，使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后来也的确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反右和文革，比如人性的缺失和文艺的凋敝。这些聪明的作家们当然知道这些，但为了前程、利益、人情等各种考虑，他们还是写了。而有数十位作家都选择了不写，拒绝给政治献媚，保持了人格独立，他们是好样的。

     联想到时下那些肉麻无趣的政治颂歌，你写，或者不写，都是一堆垃圾，恐怕连自己都读不下去吧。反正总有人去写，何必去趟那浑水，玷污自己的人格呢。

     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要人格，还是不要人格，这是一个问题。

                                                                                                                                             张立作于2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