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也说过年

已是大年二十九的下午，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都已回家，整个大楼已经静得有些害怕，显然没有几个人了。

真要过年了？从半个月前单位就开始发油发米，总结评选，开职代会，各部门组织会餐你请我我请你，有点乱哄哄，但就在这种乱中，年气就一阵阵地浓了。乱了一阵，到今天，一下子静了下来，却又静得太快，像潮水来得凶猛退得突然，现在往日人来人往的大楼里我的咳嗽在楼道有了空洞的回声。

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来到跟前的年，突然有了也写一篇“过年”的想法。知道这个题材几千年来被无数人写了无数遍，名家的，草根的，你写我写，古人今人，写出新意的不多，但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就行。我，就想说说。

梁实秋先生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我虽然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但也有十分欣赏梁先生及其父亲对过年的态度：过自己的年，叫别人去说吧。

我记事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了，那时候困难，又是普通农家过年，自然不会像梁先生那那样的大户人家过年在致美斋订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的轻松和排场，但农家也自有农家的忙碌和琐碎，其实也充满了温暖。

三十晚上熬夜守岁，小孩子开始看大人忙这忙那，兴奋的也跟着跑来跑去，即使再累了也不肯睡，硬撑到交夜时下了面或饺子一吃，再也没想头了，就靠在还在热炕上说话的大人身后很快睡去。一觉睡了一年，到早上饺子下好了，妈叫起来吃饭，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旧衣服已经脱了，每个孩子头前的炕头上放着一人一身叠的整整齐齐浆洗一新的棉衣棉裤，炕下的新棉鞋也摆的像训练场上的士兵一样。

忙不迭地穿了新衣新鞋，就急火火地去放了祖宗牌位的桌子前磕头，因为这时平日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已经拜完了祖先坐在了桌旁，每个小孩磕完头就可以领到一毛或两毛的压岁钱，而这个压岁钱是来年很长时间的压兜儿的最贵重财产。

大年初一大部分时间吃饺子。农家的饺子其实也就是把萝卜剁碎包在面片里，有时发了恨，也会有几粒似有似无的肉。此外，饺子也不像大户人家可以秀秀气气的包出式样，包出精致，小巧可爱，因为妈要一个人包出一大家子人吃的饺子，当然就大了许多，跟现在街上卖的蒸饺差不多。当然，这样的饺子，最符合早已急不可耐需要填饱的肚子，用乡下话说就是“吃着涝口”，吃一个顶一个，怎么也比那一年四季的包谷面蒸馍好吃一千倍。

成家后在单位安了家，在父母健在时，大年三十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年，基本上还是延续儿时的过法。

父母走了后，突然觉得过年没了意思：兄弟姊妹轮流作东转上几天，年就过完了。所有的记忆就是每天穿戴齐整带着礼物上这家，上那家，吃饭、喝酒、说话、打牌。嘻嘻哈哈地来了，前呼后拥地走了，像个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年过完了，风平浪静，心里空洞洞的松了下来。上班了，坐在办公桌前，腰也酸了，背也痛了，眼也直了，头也大了，脑子一片混混沌沌，一时比平常上班累了许多。

渐渐地，我越来越不喜欢这种轮盘式的过年，勉强地对付到了终于忍无可忍的程度，就在一年过年前与兄妹子侄们商量：过年约好一天大家找家饭馆聚一聚，说说话，拜拜年，其它时间就以每个小家为单位，谁愿意再轮盘式转圈就继续转，我就不参加了。

开始，兄弟姊妹觉得我不近人情对此常有微词，但时间长了也就认可了。这样，每年过年各得其所，我参加完家人的聚会后，再参加一下妻子家兄弟姊妹的聚会，两天一完，过年的事基本就与我无干了。在一年难得的假期里，完全地休息下来：简单的饮食，随便的着装，自由的活动，轻松的思想，几天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里，慢悠悠、懒洋洋地飘雪来了看飘雪，北风来了听北风，睁眼也舒服，闭眼也惬意，自在的跟个皇上他二爸一样。呵呵呵呵，梦里也轻松愉快，我的好好的年啊！

这种状态，其实有时我也心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私下里也常常惴惴不安。直到我看了梁实秋先生的过年，知道那么大的名人和他的老爷子也有这样的思想和做法，有名人在那儿撑着，我还有悖常理么？于此，心也安了，理也得了。现在，如果还有人觉得不可理喻，我也就哼一声：先跟梁先生理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