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当记工员

1963年，我们长安县斗门公社马营寨大队第二生产小队选我当记工员。每天半后晌，我放下手中活儿，开始自己的“专职”工作——拿上记工簿子，去田间逐一记下每个社员出勤的晌数和姓名。当晚在村街一处电灯下，社员们一个个来领自己的工分票。给哪位社员每晌发多少工分票，我无权决定，得由监工分票的副队长根据其所干活的轻重、难易定酬，再由我发给相应的工分票。

1964年秋，阴雨连绵。秋收未罢，上面派来搞“社教”运动的工作组就陆续进驻各村。我们马营寨的两个小队各进驻一组。工作组天天晚上开会发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头检举、揭发所谓“四不清”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问题。怕有人在会场上面对面抹不下脸，工作组不但在两个生产小队设置了意见箱，还在群众会上说：他们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派下来的——树小根大，鼓励群众尽管放大胆，无需心存顾虑。有的人捕风捉影，有的将小夸大，当然也不乏平日对干部心存芥蒂的报复者。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尚且如此，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记工员岂能安稳？我忧心忡忡私下去找我们二小队队长王西玉，请求他赶紧免了我这个出身有问题的记工员，以免拖累他。但王西玉说你这时候撂手不干，人家会说你不愿意继续革命。听此一说，我没办法了，只得在惴惴不安中听天由命地挨日子。

几天后的一次夜会上，有一名贫农成分的社员揭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俊的问题，说他在阶级路线方面有问题，证据是委任我这个地主子弟当记工员。主持会议的工作组组长老邱当会宣布撤销我的记工员职务。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俊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在甘肃省某单位工作，他自知文化程度太低，恐难以胜任，要求解甲回乡，当了马营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党性、原则性极强，县乡级政府人人皆知，在方圆各村群众中也是出了名的人物。但有人在会上说他：见“把”不做，工分蛮多;出门一看，工分一万;大衣一披(王俊冬天总习惯披件黑布大衣)，工分一堆……

一天，社教工作组成员将我叫去，说有人反映王俊在我当记工员期间混领工分票，我说绝无此事。但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历来大队干部的工分是由两个小队共同负担，年终按满勤结算，那是大队会计的事儿。再说，每晩发工分票有众社员和监工分票队长在场，况且工分票发出多少，余额多少，每次发工分票结束都要能对上码儿。但工作组人员不顾这些。无奈之下，我要求他们叫反映者来对质。他们方语塞，才叫我走人。

1965年春，中央关于社教工作的《二十三条》下来了，村里的形势不再严峻如前，一下子宽松多了。